上了车，从杭州开来的列车，竟然真有几张软卧还空着。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补票得和列车长交涉；列车长是个带广东口音的年轻人，我问他：“您贵姓？”
他低着头写票子，不回答。站在他身边的列车员倒以一种训话的口吻说：“什么事说就是啦，问姓名干什么！”
他真是年轻得可以，眼睛还稚气得很，是什么使他这样说话呢？是他工作太辛苦，工资太低？还是，他身上穿着的制服和他头上戴着的帽子告诉他：他有某种权威，这种权威代表他的人格价值？
“问名字好称呼。”我说，“基本礼貌，不是吗？”
他不说话了，没趣地走开了。
当我从软卧取了文件回到餐车时，发觉我原先坐着的位子上有个列车员坐着；他也没事，只是坐在那儿无聊地看列车长开我的票子。我走过去，对他说：“对不起，让一下。”
里头还有一张空椅，他可以挪过去。可是他不，他抬头看看我，显然有点惊讶我竟然敢叫他挪个位子。他说：“你站着等。”
“不，我不站着等，”我静静地说，“您挪过去！”
他不动，似乎还没碰到过这种状况，一时有点应付不过来。好一会儿，他下了决心，说：“你站着。”
我说：“不，请您挪过去，我不站着等。”
就这么僵持着，直到列车长站起来打圆场，推他一把说：“过去过去，又不是没位子！”
僵持下去，我也不会赢，因为在和他对话的时间里，我已经站着等了。 （见龙应台《看世纪末向你走来*我不站着等》）
最近另有一位台湾人来大陆旅游，他是位中学教师，生在台湾长在台湾，对“中华文化发源的母体”却怀抱着一份特殊的感情，这次他在内地游历了有20多天，在自己的游记里他记下了一次让他难以理解的乘车经历：
十月九日，我在南疆的旅程已经结束，买了中午十二点多的火车票从库尔勒往吐鲁番，座位上虽客满，但人也不算多，零落的站票几个人而已。
晚餐时刻，火车上开始贩卖餐盒，几次坐车下来，已经知道一个规律：服务员通常都是从十五元的开始卖，过一会儿就卖十元的，最后卖五元的炒饭，不过我们没等，我和朋友各买一个，二盒装，一个饭一个菜，对我来说，菜又咸又辣，饭既无香气又生涩无味，实难以下咽，但车上别无选择，为了肚皮，也得吃。吃过后，我和朋友把餐盒收好，取出一个塑料袋装起来，绑好开口，放置在座位底下，等会打扫车厢时一并处理。
也没过多久，打扫的服务员果然从车厢后段一路吆喝，一路打扫过来，到了我后面，突然一声：“谁的东西，把他扔出去！”我回头一看，一个不失粗壮却又露着凶光的车厢服务员直挺挺的对着我。
“怎么有这么没礼貌的服务员？”心里这么想着，但我还是心平气和的响应他：“前面垃圾箱已满，丢哪里去？”
“丢到外面去！”服务员似乎恼怒我的不听指令，气呼呼的把一只手指向火车车厢外。
好震撼的答案，把车厢外面当作垃圾处理场，那铁路沿线不就是一路垃圾，垃圾跟着铁路走，难不成这也是特色？
“谁规定把垃圾丢到外面？”我心里有气，毫不客气的响应。
“党中央规定的！”他回答的顺理成章，理直气壮，而且一点也不妥协。
这时我才明白，原来车厢里其它乘客都把吃过的残余垃圾往车窗外扔，这是有来由的。不过，要我把垃圾往外扔，有违我的原则，我一动也不动，也坚持不妥协。这时座位附近乘客的目光都被吸引到这里来，关注这里事态的发展，心理不知是否嘲笑我这个顽固的老头。
“喔！我倒要找你们乌鲁木齐铁路局问问，党中央是不是这样规定的。”我的眼光直直看着这位车厢里的官老爷，心理同时揣测，这官老爷将会被我激怒成什么样子。
“你找谁都一样，党中央规定就是党中央规定，我们铁路局也这样规定！”语气可一点也不软弱，但同时动了身子，走到窗边，打开车窗，把他的畚斗倒向车窗外，回头捡起我放置的餐盒，往窗外一扔，口中愤愤的说：“这是什么中国人，中国话都听不懂！”（见大漠荒烟的博客：http://blog.cat898.com/boke.asp?miching.index.html ; ）
我们常爱标榜自己国家近十多年在经济建设方面怎样创造了奇迹，可是我们的精神、我们的内心世界、我们的公共服务，我们对人的态度，与10多年前相比有多大长进呢？一个在精神上越来越粗鄙的民族，一个完全无视基本公共准则的社会，它创造再多的财富，又有何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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