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了車，從杭州開來的列車，竟然真有幾張軟臥還空著。我大大地鬆了一口氣。
補票得和列車長交涉；列車長是個帶廣東口音的年輕人，我問他：「您貴姓？」
他低著頭寫票子，不回答。站在他身邊的列車員倒以一種訓話的口吻說：「什麼事說就是啦，問姓名幹什麼！」
他真是年輕得可以，眼睛還稚氣得很，是什麼使他這樣說話呢？是他工作太辛苦，工資太低？還是，他身上穿著的制服和他頭上戴著的帽子告訴他：他有某種權威，這種權威代表他的人格價值？
「問名字好稱呼。」我說，「基本禮貌，不是嗎？」
他不說話了，沒趣地走開了。
當我從軟臥取了文件回到餐車時，發覺我原先坐著的位子上有個列車員坐著；他也沒事，只是坐在那兒無聊地看列車長開我的票子。我走過去，對他說：「對不起，讓一下。」
裡頭還有一張空椅，他可以挪過去。可是他不，他抬頭看看我，顯然有點驚訝我竟然敢叫他挪個位子。他說：「你站著等。」
「不，我不站著等，」我靜靜地說，「您挪過去！」
他不動，似乎還沒碰到過這種狀況，一時有點應付不過來。好一會兒，他下了決心，說：「你站著。」
我說：「不，請您挪過去，我不站著等。」
就這麼僵持著，直到列車長站起來打圓場，推他一把說：「過去過去，又不是沒位子！」
僵持下去，我也不會贏，因為在和他對話的時間裏，我已經站著等了。 （見龍應臺《看世紀末向你走來*我不站著等》）
最近另有一位臺灣人來大陸旅遊，他是位中學教師，生在臺灣長在臺灣，對「中華文化發源的母體」卻懷抱著一份特殊的感情，這次他在內地遊歷了有20多天，在自己的遊記裡他記下了一次讓他難以理解的乘車經歷：
十月九日，我在南疆的旅程已經結束，買了中午十二點多的火車票從庫爾勒往吐魯番，座位上雖客滿，但人也不算多，零落的站票幾個人而已。
晚餐時刻，火車上開始販賣餐盒，幾次坐車下來，已經知道一個規律：服務員通常都是從十五元的開始賣，過一會兒就賣十元的，最後賣五元的炒飯，不過我們沒等，我和朋友各買一個，二盒裝，一個飯一個菜，對我來說，菜又咸又辣，飯既無香氣又生澀無味，實難以下嚥，但車上別無選擇，為了肚皮，也得吃。吃過後，我和朋友把餐盒收好，取出一個塑料袋裝起來，綁好開口，放置在座位底下，等會打掃車廂時一併處理。
也沒過多久，打掃的服務員果然從車廂後段一路吆喝，一路打掃過來，到了我後面，突然一聲：「誰的東西，把他扔出去！」我回頭一看，一個不失粗壯卻又露著凶光的車廂服務員直挺挺的對著我。
「怎麼有這麼沒禮貌的服務員？」心裏這麼想著，但我還是心平氣和的響應他：「前面垃圾箱已滿，丟哪裡去？」
「丟到外面去！」服務員似乎惱怒我的不聽指令，氣呼呼的把一隻手指向火車車廂外。
好震撼的答案，把車廂外面當作垃圾處理場，那鐵路沿線不就是一路垃圾，垃圾跟著鐵路走，難不成這也是特色？
「誰規定把垃圾丟到外面？」我心裏有氣，毫不客氣的響應。
「黨中央規定的！」他回答的順理成章，理直氣壯，而且一點也不妥協。
這時我才明白，原來車廂裡其它乘客都把吃過的殘餘垃圾往車窗外扔，這是有來由的。不過，要我把垃圾往外扔，有違我的原則，我一動也不動，也堅持不妥協。這時座位附近乘客的目光都被吸引到這裡來，關注這裡事態的發展，心理不知是否嘲笑我這個頑固的老頭。
「喔！我倒要找你們烏魯木齊鐵路局問問，黨中央是不是這樣規定的。」我的眼光直直看著這位車廂裡的官老爺，心理同時揣測，這官老爺將會被我激怒成什麼樣子。
「你找誰都一樣，黨中央規定就是黨中央規定，我們鐵路局也這樣規定！」語氣可一點也不軟弱，但同時動了身子，走到窗邊，打開車窗，把他的畚斗倒向車窗外，回頭撿起我放置的餐盒，往窗外一扔，口中憤憤的說：「這是什麼中國人，中國話都聽不懂！」（見大漠荒煙的博客：http://blog.cat898.com/boke.asp?miching.index.html ; ）
我們常愛標榜自己國家近十多年在經濟建設方面怎樣創造了奇蹟，可是我們的精神、我們的內心世界、我們的公共服務，我們對人的態度，與10多年前相比有多大長進呢？一個在精神上越來越粗鄙的民族，一個完全無視基本公共準則的社會，它創造再多的財富，又有何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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