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阪新梅田，年纪不到三十的计程车司机，载着外国访客闯着红灯赶路，“老一辈的人会守规矩，但我比较能变通，”他操着生硬的英语说道：“日本，是该需要变通一点吧！”
青年居然会热衷政治，司机居然会说英语（还闯红灯）－－日本社会，变了吗？
今年起，日本第一大零售通路商7-Eleven决定把所有架上软性饮料标价通通调低二○％，这在“无法降价”的日本社会，直可谓惊天动地。更惊人的是：今年六月，日本大企业三洋电机任命了公司的新会长兼执行长野中知世，她是史上第一位统辖大企业的女性。
日本，真的变了！或许变化幅度不那么惹眼，但从外在到内在，从政治、社会到经济，即将步入二○○六年的日本，绝不再是台湾媒体熟悉中的日本。
褪色的东方太阳
八九年股价崩盘社会集体沉沦
一九六○年，池田勇出任日本首相，提出“所得倍增计画”，为日本年经济成长率订下每年成长十％的目标，一九六四年东京奥运后，日本经济果真像东升旭日，以丰田汽车、松下电器、三菱集团为首的大企业群，带着日本过关斩将。一九七九年，美国哈佛大学社会学家傅高义（Ezra Vogel）出版《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一书，揭露了日本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秘密：“集体优先主义”加上“丰田式精简生产（lean production）”，“终身雇用制”加上“通产省与经团连的合作”，“争取占有率，忽视获利率”的集体繁荣策略，加上稳定的“男尊女卑家庭结构”。
但自一九八九年东京日经指数自三万八千九百一十五点高峰反转后，这些价值全都彰显出其阴暗面：没有创意（creativity）的创新（innovation），只会增加过剩的产能，再也无法提升市占率；资源错误投资，使每一家企业都深陷地产与股市泡沫泥沼，导致银行体系的崩解；政府、财阀、银行官官相护，让所有的改革无止境地延宕。当东京新宿以半导体矽晶片上细胞电路为意象设计的新市政府双塔落成之际，成千上百夜宿于前的游民，构成最讽刺的风景，失败主义取代了“日本第一”，促使年轻人过着犬儒、疏离的生活。昔日自负的现代“武士”－－会社男性，则成为全球最没有自信的族群，二○○三年，自杀率比一九九○年整整上升五○％，总计有三万四千五百人寻短，写下历史纪录。
在这股向下沉沦的漩涡里，战后长期执政的自民党开始分裂，并首度失去政权，唯独解药始终遍寻不着，日本政府虽然大力增加公共投资力挽经济于狂澜，财政赤字达GDP的六．四％，但却创造了惊人的七百八十兆日圆国家债务，是全国GDP的一．七倍。二○○三年，经济学家森永卓郎出版《熬过年收入三百万日圆时代的经济学》一书，六个月内竟然畅销十八万本，如同“抢救贫穷”成为最叫座电视节目，每一个社会热潮，都烙印着集体主义背后的集体无力感。
过去十五年，“彩色八○、黑色九○、无色千禧年”是全世界对日本褪色经济体的评语，但就在“失败第一”再度成为日本的刻板印象之际，这个社会却出现了些许彩色曙光。
日本变了──现象一
民间消费与企业投资取代政府力量
第一个，是经济指标的转变。
二○○四年，日本经济成长率二．七％，是七年来最高纪录。过去，日本是靠公共投资与出口来勉强维持经济于零成长边缘，但这次，则是由“民间消费”与“企业投资”首次联手带动，日本消费者首次有意愿大规模购物，企业也愿意在可侦测到商机的范围内，加码投资，银行放款自一九九八年后开始回升。企业的包袱也逐渐减轻－－二○○一年，日本企业总负债曾达到四十三兆日圆（相当台湾一整年的全国GDP）黑洞深渊，去年底，这数字已悄悄降到二十兆以下。
透过松绑终身雇用制度，企业的获利也开始改善。一九九○年，日本企业雇用“部分工时”（收入不及正式员工的一半，多半为女性、年轻人、低技术工人）就业者的人数，占总劳动力的一八．八％，但到了二○○五年，这数字则上升到三○％，总数有两千万人。以数位相机与影印机大厂佳能（Canon）的日本工厂为例，目前就有七○％员工属于这种临时雇员，而十年前，这比例仅及一○％。一九九八年，员工薪资福利支出占企业盈馀的七三％，去年则只达六四％，反方向地挤压出企业少见的盈馀成长－－二○○五年企业分红率达一．三％，近七年最高。但正式员工数目减少，却也伴随着员工所得开始增加－－今年四月，正式员工受雇率开始超越部分工时员工雇用率，这是十年来首次。受雇员工平均薪资也自一九九八年首度回升，经常被冻结的员工红利也开始发放。
日本变了──现象二
新资本主义精神改造市场体质
第二个转变，是“后财阀”企业体的诞生，“彼此掩护”的昔日商场义理，逐渐被“透明”、“效率”与“责任”等现代企业精神所取代。
一九九二年，通产省统计，所有上市公司股票有四六％被关系企业所持有，外资持股仅占六％，十二年后，关系人持股降至二四％，而外资持股则升至二二％。当裙带关系逐渐泯灭，企业间开始风行过去被视为禁忌的“并购”，以缩减非核心业务或增加核心业务的经济规模，藉以提升竞争力。总计二十一世纪初的大小并购，十四家石油公司变成四家，七家水泥公司、十五家大银行、十四家纸浆厂与七家工业瓦斯公司各合并到只剩三家。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指出：少了私相授受的关系人秘密交易，日本企业首度开始使用“法庭”与“法律”，来执行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公开谈判、交易与仲裁。今年年初，日本网路公司Livedoor执行长崛江贵文并购富士电视台的控股公司，就是以东京法院为主战场，驳回富士产经财阀黑箱作业的董事会反并购决议。往昔与企业共谋利益的政府，今日也开始主动立法，或与企业划清界线，来驱迫企业现代化。就拿以遏止财阀进行价格垄断而新成立的“公平交易委员会”来说，首相小泉纯一郎不仅大幅增加其预算，而且将其管辖权直接纳入内阁办公室，以杜绝企业左右。
此外，小泉还破格任用两位传统政商圈外的学者－－猪濑直树与竹中平藏，分别带头推动日本高速公路公司与日本邮局的民营化，为的就是要砍除盘根错节的中央与地方政商网络；而当邮局民营化政策在众议院受到既得利益主导的反对裁决，小泉不惜解散国会重新改选，直接诉诸选民裁判。在这场九月十一日大选里，一九九四年通过的政治改革工程－－政治献金法与单一选区两票制的新选举制度，不仅帮小泉大获全胜，且将二十七名形象清新的女性议员送入国会，这是日本史无前例的纪录。
日本变了──现象三
从集体社会转向个人主义
第三个转变，来自社会－－日本正从一个“锁国、内向思考的集体社会”，大幅转向“开放、自由创意的个人社会”。大企业与国家，不再是个人生命的依归，“有创意”、“敢说不”的个人，逐渐成为新的国民英雄。
二十六岁的东京大学经济系辍学生菅原贵弘，没有和他同学一样选择进入政府当文官，而跑去创办网路科技公司Eltes：“没有风险的工作，本身就是最大风险，我的人生目标，就是打败乐天（日本第一大购物网站）和Livodoor。”二十一岁的庆应大学大三学生松平纱永子，会说一口流利的法文，她不想和自己的母亲一样，为婚姻放弃自己的工作梦想：做个博物馆馆长或是开家艺廊，把日本的艺术和美术做创意的包装，然后推广到外国去。二十五岁_ 内佐 ，是早稻田大学毕业的高材生，但她早早坦承：“对日本人传统重视的财富与地位，没有一点兴趣，”四处旅行的她，最新的人生计画，是到中亚与中东做报导摄影，事实上，大学时钻研犯罪社会学的她，已经开过好几场摄影特展。
二○○五年，日本设计师一夕间成为国际间最烫手的抢手货。
来自日本茨城县的四十九岁女建筑师妹岛和世，与小她十岁、出生东京神奈川的合伙人西泽立卫，联手拿下法国罗浮宫Lens分馆的竞图设计权，这也是法国纪录－－法国建筑竞赛从未有“女性”得奖，更何况她还是位日本人。不只妹岛，另一位以“纸建筑”闻名、现年四十八岁的建筑师阪茂，也以“东方自然哲学的原创性”，拿下法国庞毕度中心Metz分馆的设计案；如果再加上设计纽约“市宝”现代艺术美术馆（MOMA）新馆，而一新国际艺术圈耳目的谷口吉生，或以清水混凝土建筑知名的安藤忠雄，日本建筑师似乎已成为全球化创意世界里的一股新力量。
“日本设计的转变，是我们开始思索那些过去‘不被思索、想当然尔’的议题，”以设计“无印良品”广告与品牌意象而声名大噪的设计师，也是武藏野美术大学教授的原研哉分析。虽然日本社会底层的集体约束意识仍无所不在，但再也没有任何集体，敢忽视“自由思考”个人所产生的新创意经济产值。最著名的例子是帮无数手机公司、家具公司设计产品，被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锁定列为“专案研究”的“±0设计公司”设计师深泽直人，他扬弃过去日本人奉为圭臬的“美式实用主义”，转而探索“不被看见的设计”，大大吸引西方企业的注意。
日本变了吗？答案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当现年二十六岁通产省女职员铃木美香说出她的人生愿望：“我希望可以创造一个更自由的日本社会，”她回答的是所有年轻人的愿望：变迁的意愿与乐观的勇气。
在日本世代交替浪潮里，我们万千不该忽略的是：日本“再一次影响世界”的力量－－而这一次肯定会比上一次，来得深邃得多，二○○五小泉纯一郎压倒性赢得大选，已经给出足够的信号。
《数位时代双周》吴向前(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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