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阪新梅田，年紀不到三十的計程車司機，載著外國訪客闖著紅燈趕路，「老一輩的人會守規矩，但我比較能變通，」他操著生硬的英語說道：「日本，是該需要變通一點吧！」
青年居然會熱衷政治，司機居然會說英語（還闖紅燈）－－日本社會，變了嗎？
今年起，日本第一大零售通路商7-Eleven決定把所有架上軟性飲料標價通通調低二○％，這在「無法降價」的日本社會，直可謂驚天動地。更驚人的是：今年六月，日本大企業三洋電機任命了公司的新會長兼執行長野中知世，她是史上第一位統轄大企業的女性。
日本，真的變了！或許變化幅度不那麼惹眼，但從外在到內在，從政治、社會到經濟，即將步入二○○六年的日本，絕不再是臺灣媒體熟悉中的日本。
褪色的東方太陽
八九年股價崩盤社會集體沉淪
一九六○年，池田勇出任日本首相，提出「所得倍增計畫」，為日本年經濟成長率訂下每年成長十％的目標，一九六四年東京奧運後，日本經濟果真像東升旭日，以豐田汽車、松下電器、三菱集團為首的大企業群，帶著日本過關斬將。一九七九年，美國哈佛大學社會學家傅高義（Ezra Vogel）出版《日本第一：對美國的啟示》一書，揭露了日本崛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秘密：「集體優先主義」加上「豐田式精簡生產（lean production）」，「終身僱用制」加上「通產省與經團連的合作」，「爭取佔有率，忽視獲利率」的集體繁榮策略，加上穩定的「男尊女卑家庭結構」。
但自一九八九年東京日經指數自三萬八千九百一十五點高峰反轉後，這些價值全都彰顯出其陰暗面：沒有創意（creativity）的創新（innovation），只會增加過剩的產能，再也無法提升市佔率；資源錯誤投資，使每一家企業都深陷地產與股市泡沫泥沼，導致銀行體系的崩解；政府、財閥、銀行官官相護，讓所有的改革無止境地延宕。當東京新宿以半導體矽晶片上細胞電路為意象設計的新市政府雙塔落成之際，成千上百夜宿於前的遊民，構成最諷刺的風景，失敗主義取代了「日本第一」，促使年輕人過著犬儒、疏離的生活。昔日自負的現代「武士」－－會社男性，則成為全球最沒有自信的族群，二○○三年，自殺率比一九九○年整整上升五○％，總計有三萬四千五百人尋短，寫下歷史記錄。
在這股向下沉淪的漩渦裡，戰後長期執政的自民黨開始分裂，並首度失去政權，唯獨解藥始終遍尋不著，日本政府雖然大力增加公共投資力挽經濟於狂瀾，財政赤字達GDP的六．四％，但卻創造了驚人的七百八十兆日圓國家債務，是全國GDP的一．七倍。二○○三年，經濟學家森永卓郎出版《熬過年收入三百萬日圓時代的經濟學》一書，六個月內竟然暢銷十八萬本，如同「搶救貧窮」成為最叫座電視節目，每一個社會熱潮，都烙印著集體主義背後的集體無力感。
過去十五年，「彩色八○、黑色九○、無色千禧年」是全世界對日本褪色經濟體的評語，但就在「失敗第一」再度成為日本的刻板印象之際，這個社會卻出現了些許彩色曙光。
日本變了──現像一
民間消費與企業投資取代政府力量
第一個，是經濟指標的轉變。
二○○四年，日本經濟成長率二．七％，是七年來最高記錄。過去，日本是靠公共投資與出口來勉強維持經濟於零成長邊緣，但這次，則是由「民間消費」與「企業投資」首次聯手帶動，日本消費者首次有意願大規模購物，企業也願意在可偵測到商機的範圍內，加碼投資，銀行放款自一九九八年後開始回升。企業的包袱也逐漸減輕－－二○○一年，日本企業總負債曾達到四十三兆日圓（相當臺灣一整年的全國GDP）黑洞深淵，去年底，這數字已悄悄降到二十兆以下。
透過鬆綁終身僱用制度，企業的獲利也開始改善。一九九○年，日本企業僱用「部分工時」（收入不及正式員工的一半，多半為女性、年輕人、低技術工人）就業者的人數，佔總勞動力的一八．八％，但到了二○○五年，這數字則上升到三○％，總數有兩千萬人。以數位相機與影印機大廠佳能（Canon）的日本工廠為例，目前就有七○％員工屬於這種臨時僱員，而十年前，這比例僅及一○％。一九九八年，員工薪資福利支出佔企業盈餘的七三％，去年則只達六四％，反方向地擠壓出企業少見的盈餘成長－－二○○五年企業分紅率達一．三％，近七年最高。但正式員工數目減少，卻也伴隨著員工所得開始增加－－今年四月，正式員工受雇率開始超越部分工時員工僱用率，這是十年來首次。受僱員工平均薪資也自一九九八年首度回升，經常被凍結的員工紅利也開始發放。
日本變了──現像二
新資本主義精神改造市場體質
第二個轉變，是「後財閥」企業體的誕生，「彼此掩護」的昔日商場義理，逐漸被「透明」、「效率」與「責任」等現代企業精神所取代。
一九九二年，通產省統計，所有上市公司股票有四六％被關係企業所持有，外資持股僅佔六％，十二年後，關係人持股降至二四％，而外資持股則升至二二％。當裙帶關係逐漸泯滅，企業間開始風行過去被視為禁忌的「並購」，以縮減非核心業務或增加核心業務的經濟規模，藉以提升競爭力。總計二十一世紀初的大小併購，十四家石油公司變成四家，七家水泥公司、十五家大銀行、十四家紙漿廠與七家工業瓦斯公司各合併到只剩三家。
英國《經濟學人》雜誌指出：少了私相授受的關係人秘密交易，日本企業首度開始使用「法庭」與「法律」，來執行企業與企業之間的公開談判、交易與仲裁。今年年初，日本網路公司Livedoor執行長崛江貴文並購富士電視臺的控股公司，就是以東京法院為主戰場，駁回富士產經財閥黑箱作業的董事會反並購決議。往昔與企業共謀利益的政府，今日也開始主動立法，或與企業劃清界線，來驅迫企業現代化。就拿以遏止財閥進行價格壟斷而新成立的「公平交易委員會」來說，首相小泉純一郎不僅大幅增加其預算，而且將其管轄權直接納入內閣辦公室，以杜絕企業左右。
此外，小泉還破格任用兩位傳統政商圈外的學者－－豬瀨直樹與竹中平藏，分別帶頭推動日本高速公路公司與日本郵局的民營化，為的就是要砍除盤根錯節的中央與地方政商網路；而當郵局民營化政策在眾議院受到既得利益主導的反對裁決，小泉不惜解散國會重新改選，直接訴諸選民裁判。在這場九月十一日大選裡，一九九四年通過的政治改革工程－－政治獻金法與單一選區兩票制的新選舉制度，不僅幫小泉大獲全勝，且將二十七名形象清新的女性議員送入國會，這是日本史無前例的記錄。
日本變了──現像三
從集體社會轉向個人主義
第三個轉變，來自社會－－日本正從一個「鎖國、內向思考的集體社會」，大幅轉向「開放、自由創意的個人社會」。大企業與國家，不再是個人生命的依歸，「有創意」、「敢說不」的個人，逐漸成為新的國民英雄。
二十六歲的東京大學經濟系輟學生菅原貴弘，沒有和他同學一樣選擇進入政府當文官，而跑去創辦網路科技公司Eltes：「沒有風險的工作，本身就是最大風險，我的人生目標，就是打敗樂天（日本第一大購物網站）和Livodoor。」二十一歲的慶應大學大三學生松平紗永子，會說一口流利的法文，她不想和自己的母親一樣，為婚姻放棄自己的工作夢想：做個博物館館長或是開家藝廊，把日本的藝術和美術做創意的包裝，然後推廣到外國去。二十五歲_ 內佐 ，是早稻田大學畢業的高材生，但她早早坦承：「對日本人傳統重視的財富與地位，沒有一點興趣，」四處旅行的她，最新的人生計畫，是到中亞與中東做報導攝影，事實上，大學時鑽研犯罪社會學的她，已經開過好幾場攝影特展。
二○○五年，日本設計師一夕間成為國際間最燙手的搶手貨。
來自日本茨城縣的四十九歲女建築師妹島和世，與小她十歲、出生東京神奈川的合夥人西澤立衛，聯手拿下法國羅浮宮Lens分館的競圖設計權，這也是法國記錄－－法國建築競賽從未有「女性」得獎，更何況她還是位日本人。不只妹島，另一位以「紙建築」聞名、現年四十八歲的建築師阪茂，也以「東方自然哲學的原創性」，拿下法國龐畢度中心Metz分館的設計案；如果再加上設計紐約「市寶」現代藝術美術館（MOMA）新館，而一新國際藝術圈耳目的谷口吉生，或以清水混凝土建築知名的安籐忠雄，日本建築師似乎已成為全球化創意世界裡的一股新力量。
「日本設計的轉變，是我們開始思索那些過去『不被思索、想當然爾』的議題，」以設計「無印良品」廣告與品牌意象而聲名大噪的設計師，也是武藏野美術大學教授的原研哉分析。雖然日本社會底層的集體約束意識仍無所不在，但再也沒有任何集體，敢忽視「自由思考」個人所產生的新創意經濟產值。最著名的例子是幫無數手機公司、傢俱公司設計產品，被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媒體實驗室鎖定列為「專案研究」的「±0設計公司」設計師深澤直人，他揚棄過去日本人奉為圭臬的「美式實用主義」，轉而探索「不被看見的設計」，大大吸引西方企業的注意。
日本變了嗎？答案可以說：「是」；也可以說「不是」，當現年二十六歲通產省女職員鈴木美香說出她的人生願望：「我希望可以創造一個更自由的日本社會，」她回答的是所有年輕人的願望：變遷的意願與樂觀的勇氣。
在日本世代交替浪潮裡，我們萬千不該忽略的是：日本「再一次影響世界」的力量－－而這一次肯定會比上一次，來得深邃得多，二○○五小泉純一郎壓倒性贏得大選，已經給出足夠的信號。
《數位時代雙週》吳向前(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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