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陆清敏给自己买了什么呢？──张莱斯丽这样写道：她买了一个手提电话、一部MP3播放机和一个梳妆镜。按照中国大陆习惯的说法，陆清敏是一个打工妹。她从东莞回到家乡湖北，要转三次长途汽车，一次过夜的火车，共22个小时。陆清敏回家的这天离2005年的中国春节还有一个星期。这也是陆清敏外出打工两年后第一次回家探亲。《华尔街日报》在2004年11月10日曾经发表过第一篇关于陆清敏的报导，主要是讲她在广东血和泪的打工经历。
现在的回程颇有些苦尽甘来的味道，18岁的陆清敏终于又见到了她的母亲，42岁的陈美容（Chen Meirong）。母女从小镇的街道沿路走来，并在返家途中叫了一辆摩托出租车。陆清敏先开口了，她说家里打算买个DVD机，“我们再买个电暖气吧，那样更方便。”作为热烈的招待，寡言少语的陈美容在女儿盛面条的碗里放了三个鸡蛋。而陆清敏的父亲则说他要买一辆摩托车。陆清敏表示那可能要花上8000元人民币，相当于1000美元左右。
陆清敏的父亲说他可以用三分之一的价格买到同样的摩托车，陆清敏答道，“那才不好呢，你想整天修理那个东西吗？”午饭过后陆清敏的手机响起来，正好是她在广州打工的姐妹打来的。陆清敏捧着手机说道，“我妈见到我高兴坏了。不过我父母真是上了年纪。我们家屋子真是又乱又冷，我觉得除了睡觉什么也不想干。”像陆清敏这样外出到城市打工的人在中国共有1亿1400万，这也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数字。
《纽约时报》曾经以“海啸”来形容中国农民的迁徙现象。令据《中国时报》报导，近年来，中国农民出外打工的成长速度惊人，据中国官方官方专家预言到 2020年，农民工人数将超过3亿人，甚至可能超过5亿。根据多维记者从互联网获得的数据显示，以上海为例，在短短几年内，就吸引了300万名农民工离乡背井到此打工。6月8日《华尔街日报》披露，中国进城打工的人数相当于一个世纪欧洲移民至美国的人数。
每年的中国春节前夕，地球上出现了惊人的人口移动，和陆清敏一样，成千上万的打工族怀揣着金钱、礼品、甚至还有破碎的希望坐上拥挤不堪的火车。回家是值得庆祝的好事，但是它也从一个侧面反应了中国城乡差距的不断加大和社会危机的进一步的暴露。《华尔街日报》指出，在中国农村男人还是“说了就算”；年龄最大的孩子统治着年龄少的孩子；全家人睡在一张床上；客人串门从来不提前打招呼，一住就是十几天；村民之间根本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人们是靠亲戚关系来连接的。
这样的生活方式在中国的城市已经死亡了。而回到乡村的年轻民工已经不是当初一无所知走出家门的他们了，这些人在城市里被许多他们父辈闻所未闻的理念所潜移默化，再次回归的他们甚至无法被村民所接受。陆清敏的第一天是在“说教”中的渡过的，她利用进餐的时间劝父亲快点戒烟，还要求这位老人用茶水漱口以免牙龈变黑。在陆清敏的家乡，随地吐痰、到处丢烟头、随时扔垃圾就和吃饭睡觉等行为一样平常。可是陆清敏希望进行一场“改革”，她在房间的角落摆放了一个铺着塑料袋的垃圾筒，要求二老和三个弟妹必须把垃圾扔进筒里。
陆清敏父母在1986年盖了村里当时第一座两层楼机构的砖房，主屋有一张餐桌，还有供奉祖先的牌位。两边各有一间卧室。楼上是用于储藏只用的房屋，放着大米、猪肉、还没有卖出去的收割的其它农作物。整个砖房的地面全部是水泥的，屋内没有供暖设备也没有水龙系统。当冬天来到寒冷袭人，家里的小孩的手上便生出许多的冻疮。陆清敏说她要给这个家置办一台洗衣机，再请人安装一个室内的水龙。
陆清敏到家后的那个下午，她的手机再次响起来，这次是她的男朋友打来的。这个叫作“阿杰”的小伙子是陆清敏在广州认识的，两个人热恋了三个月。陆清敏说， “我现在不能说话，实在太多人了。”陆清敏的母亲陈美容对阿杰的事情非常反对，尽管阿杰的村庄距离陆清敏的村子只有大约300英里。在陈美容看来，如果陆清敏嫁到那么远的地方，就意味着母女二人一辈子都无法见面了。陆清敏为了让母亲安心就她说二人已经分手了，而每次手机作响，陆清敏都会紧张异常。
《华尔街日报》报导称，陆清敏回家后的第二天就带着自己弟妹和表亲去了武穴。这次短途的“旅行”大约需要乘坐一个小时的汽车，但并不是以游玩为目的的。陆清敏在武穴购买了塑料茶杯、两瓶洗头水、洗脸毛巾，她还花费了3.30美元买了一个吹风机，再熟练的与人讨价还价以11美元买下了一个电暖气。上一次来武穴是在两年前，但是现在的这个城镇的意义在她的眼里已经不可避免的缩小了，“这个地方不好，一点也不像外面的地方那么发达。”
在武穴的网吧，陆清敏和她高中的老同学胡涛（音译，Hu Tao）见面了。胡涛问陆清敏工厂的情况，那个厂子生产手提包等货品、雇佣了大概了5000名员工。每个工人一个月的收入是700到800人民币，相当于 84美元到96美元之间。陆清敏对胡涛说，“你帮我们弄车票吧，然后和我们一起走。我们厂子还在招人呢。”在中国，春节左右回城的车票不靠拉关系走后门是很难搞到的，而陆清敏现在的感觉好像是一个赛场得胜的冠军一样。这笔交易的确很划算，一张火车票换一份到城里介绍工作的机会。陆清敏回家的第二天，她已经在想着怎么回城去了。
陆清敏家七代人都生活在这个村庄里，能够终生安稳过着平凡的耕种生活是村里人们纷纷效仿的方式。从90年代初期开始，结婚的年轻村民开始出去闯荡世界，他们中的有些人在念完小学后去了城里打工。陆清敏的亲戚中有27个小孩现在都在外面做事，她对《华尔街日报》记者张莱斯丽说，“我班里的同学一共27个人， 10个去了外面。”村里最小的独自离开家庭去打工的孩子只有12岁。陆清敏和姐姐都在外面打工，她们二人每年的打工收入成了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
陆清敏的姐姐2004年往家中汇款600美元，对于这个村庄来说，打工汇款的收入是每个家庭值得炫耀的事情。每逢年节有外出打工的孩子回家，串门走亲戚也成为最时髦的事情。大家纷纷展示着新款的手机、比较工作的优劣、大谈城里的男朋友和女朋友如何。家长闲话着孩子工作的好坏和结婚的前景，孩子们则把打工赚来的钱偶尔送给穷困的老亲戚。这和以前完全相反，在中国春节，通常是老人给孩子们红包。
陆清敏和她的姐姐在村里是不寻常的人物，这不仅仅因为她们是归来的打工一族。由于母亲从小重视教育，陆清敏和她的姐姐都是念完了高中才迈出家门的。同为高中毕业生的陆清敏的父母在村里赢得了许多尊敬，这在重男轻女的中国农村算是相当了不起的事情。陆清敏说，“这村里的许多人看不起我，她们说女儿反正要出嫁学那么多知识也没有用。但是我相信有知识就是比没有强。”
就在春节即将来临的两天以前，陆清敏激怒了她的母亲，当她决定放弃去叔叔家聚会的念头而和年轻的小姨一起去武穴逛街的时候，陈美容显得异常愤怒，虽然她只说了一句，“都下雨了还出去什么！”陈美容对陆清敏无视叔叔的权威感到难以理解，尽管如此，陆清敏还是决定去城里逛街。她说，“反正是我触怒了叔叔，又不关我妈妈的事。”
陆清敏的小姨非常时髦，上穿夹克，下穿紧身牛仔裤。她向《华尔街日报》记者张莱斯丽展示新款的手机，并介绍称她和丈夫都住在城里，正努力赚钱准备把在乡下和祖母一起生活的小孩也接进城里。“当你在城里住上一阵子的时候你的想法就改变了，你想着怎么去提高村里的生活水平。”陆清敏询问小姨应该染什么颜色的头发才好，两个人一起计划着一项开支在600美元左右的家庭装修方案。
然而春节过去了，随之消失的还有陆清敏家庭装修计划──包括那个永远也没有付诸实际建设的室内盥洗室。角落里的垃圾筒和里面的塑料袋一起被什么人扔掉了，她的朋友还是在门前向她大声嚷嚷着以前同学的八卦新闻。在春节过后的第五天，陆清敏和胡涛一起坐上了开往广州的慢车。胡涛兑现了诺言，搞了一张慢车的站票，于是在铺天盖地的人流中，两个人在站台上和其它所有回城的人们展开了类似于肉搏的“战斗”。
火车打开的车门不多，里面的乘客拼命把正在上去的人往外推，外面的人们则玩命往里挤。有的用行李当成“武器”，有的直接爬窗，“里应外合”的情况也有── 已经进去的“自己人”把其它的同伴从窗户拉进去。维持秩序的警察和人群来回推挤，现场一片混乱，叫喊声、推挤的打骂声合成一团。16个小时的慢车将带着陆清敏回到她和胡涛都渴望的南方。
刚走下火车，陆清敏就向张莱斯丽抱怨天气太热，显然，她已经忘记了在家乡时抱怨气温太低什么也做不了的那个日子。18岁的陆清敏的第一站就是职工宿舍，她要好好的洗上一个热水澡再疏理下很久没有打理过的头发。在陆清敏的村子里，没有自来水。陆清敏说回到广州才好像回到了自己家一样，“我觉得自己绝对不会再回到村里去住了，家是好的，可是你待上几天也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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