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丰:号召解放军将士起义书(3)---- 中国共产党的在野史 什么要打倒共产党?(之二)中国共产党的在野史

发表:2004-09-10 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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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破坏国民革命北伐的共产农民运动

我们通过共产党历史的回顾,来说明它不是个执政能力强弱的问题,而是没有合法性的问题,它不是在执政上犯错误,而是因“共产党”三个字就是一个错误概念,恶概念。在它还只是一个帮会没有政权时,在它处置自身内部矛盾上,也是残酷如野狼。从它的开始到今天从来没有善良过,今后也绝不会善良,直到灭亡。

共产党是由苏联人按照布尔什维克的斗争原则建立起来的,它关心的不是民族强盛与社会进步,而是垂涎政权。因此中国共产党压根就没有与国民党合作的愿望,是斯大林用“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应像榨柠檬一样,把它榨干,然后丢掉!”命令中共才与国民党合作的。这样一个“为榨干国民党”而取的合作,其前途如何,不需预卜就肯定可以先知。陈独秀自己并不愿合作,但既被迫合了作,他则力主诚心诚意共同推动民主革命,他反对在合作中捣乱,可这却成了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共产党把国民党分成“左、中、右”,拉左派汪精卫,孤立打击右派蒋介石,阻挠破坏国民革命的北伐。当北伐于26年胜利到达南京时,共产党在两湖展开的农民运动也达到了如火如荼的程度。共产党竟然提出:“一切权力归农会”和“红色恐怖”的口号。

简直丧心病狂----对于人,怎么可以实施恐怖呢?无论这恐怖是白色还是红色,只要是恐怖就不是生命所能接受的,只要恐怖就是罪行。可见恐怖主义的祖爷就是斯大林和毛泽东。毛泽东的农会私设公堂,酷刑逼供,烧屋分地,勒索钱财,成批杀人,强奸人家的小姐、儿媳妇;墙壁上到处刷写着“杀尽土豪劣绅及一切反动派”、“实施红色清乡”、“实施赤色恐怖”----革命就是为了恐怖吗?当年的李自成攻陷北京后那烧杀抢掠比共产党是太小莱一碟了。

此时,国民革命军的将士正在前方欲血作战,农会却在后方抄他们的家,烧他们的房,抢他们的土地,没收他们的财产,吃他们的大户,连前线士兵们捎回家的极少量的津贴也被强行抢去。农会斗争、折磨北伐军官们的亲属,任意逮捕、游街、污辱、处决……国民革命三十五军军长何健,正在河南作战,长沙的总工会就抄了他的家,逮捕了他的父亲,将其折磨致死。卫戌长沙的国民党人熊震,本是亲共的左派,其言总站在共党一边,他一经移师辰州,农会立刻抓他的岳父戴上高帽子游乡,抢其财产,致使熊震勃然大怒,转向仇视共产党,反对工农运动。

就连共产党自己的领袖李立三的父亲,也被他领导下的党所活活打死。

共产党竟能提出“赤色清乡”、“赤色恐怖”、“捕杀豪绅”来做农民运动的纲领,究竟这样的“革命”能给人带来什么幸福?

请看毛泽东的中央红军红一军团红四军政治部印发的《筹款须知》:
“第一步,精密调查,要找到贫苦勇敢的工农份子或流氓份子,找些土豪财物或鸦片烟、酒肉等,秘密给那些贫苦农工,小孩或流氓份子,甚至许尝他们金钱,以引诱他们说出实话。

第二步,抓人,要以当家人的父母独生子女,以‘上有父母’‘下有儿女’最为重要,同时未嫁的女,还有一个或儿媳妇怀孕,娘家又历害的也重要,收押的人必须常用宣传与恐吓的手段分别轻重对待。

第四步,软硬兼施加以催款,必要时没收一家财物,烧一家房屋或杀一个土豪。

第五步,做好做歹,雷厉风行,到筹款的时侯,必须动员群众,调查的调查,贴布告的贴布告,以及向群众宣传的,向代表(被抓来勒索的对象)交涉和催款的,散布凶吉消息的(杀人烧屋),做转弯的,提洋油的,磨马刀的,打土豪的,没收财物的,散发东西的,督促的,各种工作人员都要雷厉风行……才能使财宝滚滚而来。”

解放军将士们:

原来这共产主义革命就是为“财宝滚滚而来”?……杀人、放火……这也能与“革命”挂上边?这样的“革命”还是不发生的为好!这是但凡正常的人所能够忍受,所可以想像的吗?这是地地道道的绑票,土匪。

共产党竟野蛮到逮捕批评他们的湖南名士叶德辉,游街后残酷的枪杀。这是任何正常人心所不能不发指的野兽行径。农运所到之处,村庄烧成废墟,百里无鸡呜,到处是焦土,啼号不绝于耳,苍生痛苦,骨肉离散……发臭的尸体横在野地任狗扒狼叨,无人过问。

共产党的教课书竟教导我们说《马日时变》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事变,试问像共产党这样的农运又“革命”在哪里?有哪个国家,哪个政权可以容忍?什么人能够接受?

共产党就这样激怒了在前方作战的国民革命军将士,他们愤怒地喊出:“不分共不能衷征,不为CCP东征!”

在忍无可忍之下,许克祥在长沙发动剿共的《马日事变》。这样的“革命”理应受到惩罚,理当被扫尽。

当国民军进入上海,周恩来三次发动工人暴动,组织《上海市民议会》,组织工人纠察队破坏革命秩序,这才迫使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决心清党分共。才有了“四、一二”大屠杀,国共分道扬镳。

对于这段历史,共产党领袖陈独秀有《湖南农民运动与讨论》他说:“长沙五月二十一日事变,自然和湖南农民运动的幼稚病不无关系。”。陈独秀将之斥为“流氓地痞之先锋主义。”。他撤去毛泽东的农民部长,改派瞿秋白接任。他在写给共产国际的报告里说:“这些过火的行动,迫使出身小地主阶级与豪绅土匪的军人们,结成反共反农的联合阵线。尤其是家人遭受压害的军人更感痛苦。”

共产党的另一位领袖瞿秋白则批评说:“农民运动居然侵犯到了革命军官的田产。”

毛泽东的好友柳直荀则说:“湖南农民运动使国民革命军人从支持共产党转而反共。……叶德辉被抡杀,使形势急转直下。”

到30年肃反时,邓子恢、邓发把持下闵西苏区,曾留日的中共另一领袖付柏翠被审查,他无比委屈地给邓子恢写信说:“我过去是一个做公开斗争工作的,杀人烧屋的事不知干了多少……”,以表示他革命的坚决,以期洗刷被审查之冤枉。

而共产国际的罗明拉滋写给国际的报告也承认中共农运滥杀无辜,犯有极左幼稚病,导致国民党的分共清党。

解放军将士们:

毛泽东初进社会的第一次杰作----两湖农民运动就有十万多冤魂,它为中共八十年的血腥统治揭开序幕。对这样一场烧杀抢掠的土匪运动,毛泽东竟能用“好得很”来评价,可见他就不是常人心理。他说“我这次考察湖南各地农民运动,所得到的最后的结果,即是流氓地痞之向为社会所唾弃之辈,实为农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彻底最坚决。”一语道破他心灵的天机----原来他的革命观就是不要人类公理和公德,不要秩序,只以“革命者”自己的满足为满足。他说的勇敢、彻底、坚决,其指只是人的行为。可“革命”却是个含着伦理的评价概念,得有确实的客观性标准,不是任着两片薄唇去信口雌黄。因为人是客观世界里摸得着看得见的实在事实,革命的涵义就必须建立在与人性相一致的前进性上,前进性落实到客观实在的人身上,要求一个普遍不移的底限----事关人人都能谈得着的这个底线----就是因人人生而自由所表达的天然平等,只有进程或事件所反映出的性质对这个普遍底限具有发展性、满足性,才可算得上是前进,是革命。流氓地痞的行为不是勇敢而是野蛮惨忍,不是彻底而是没有伦理,不讲公理,不是坚决而是肆无忌惮。毛泽东能把革命加到流氓身上,也就证出他就是一个断文识字的流氓,一个真正地痞。

对于流氓分子们的强奸施暴,他竟能说成“到小姐,少奶奶们的牙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何等的轻巧,何等的无赖嘴脸。

他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实是为流氓暴政者辩,它是向人类公德公理的挑战,它深刻地冲击动摇了人类的文化、伦理,流毒甚广。
他竟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写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稚,那样匆容不迫,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毛泽东真不愧为胡搅蛮缠的大师,革命怎么会成了暴动呢?革命是个伦理概念,必须以前进、正义为其根据,并不问是温和还是暴烈,更不能说成暴动,暴动不等于暴烈,暴烈仅是个程度词,是中性,但暴动却已伦了理,是贬意。

印度的甘地坚持非暴力运动,难道不具有革命性意义?哥白呢只是出于数学摸型的简单性而建立日心说,不是具有最空前的革命性吗?
毛泽东的农民运动开了共产暴政的先河,为中国共产专制独裁立了榜样;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暴政,流氓政治的法理奠定,为共产党篡权后一再地屠杀人民立了伦理标准。他们篡政后的镇反、土改、文革、六四屠城、镇压法轮功……都是湖南农民运动的重演。本节说的是共产党是如何革命,接下来就看看----共产党的自相残杀。

共产党的在野史2、苏区的肃反,打“AB团”

朱德的彬州屠杀:南昌起义失败,朱德、陈毅率部逃到湘南,武力打垮当地政府,建立苏维埃,在当地大开杀戒,鸡犬不宁,民国政府决意派兵剿灭。面对大兵压境,共产党的湘南特委竟想出坚壁清野,用烧光政策来对付敌人围剿----就是将彬州--宜章大道两厢五华里内的房屋全部烧光,当县委书记夏明震召开烧屋动员大会时,遭到本地干部和民众的反对,房屋烧光人怎么活呀?他们据理力争,特委却仍坚持焚烧,结果遭到了反抗。夏明震的老婆曾志逃到永兴报告朱德,朱德就派陈毅率兵一营前往镇压,血战数日,结果是朱德的部队死亡千人,彬州地方党的人员全部被杀。我要诚恳地说:朱德、陈毅还都不是惨忍之人。

在张国焘、陈昌浩、沈泽民控制的红四方面军鄂豫皖、川陕根据地的肃反,无辜杀死一万多自己的同志,北京大学出身的张国焘竟能亲自坐堂刑讯,指挥着行刑人员对自己的同志、朋友,灌辣椒水,手指钉竹签,站火砖,捆绑吊打,军队白天要对白军作战,晚上再被自己人斗争,人人自卫,总指挥徐向前竟保护不了自己的老婆,被活活打死。张国焘们动辄把一支部队连、排以上干部杀光;有的地方苏维埃政权杀一茬换一茬,一年换到四、五次,到了没人敢入党,没人敢当干部的地步。

而湘鄂西地区的党领袖夏曦也是用尽酷刑,把另一领袖柳直荀(还是他的同窗好友)给活活打死,乱杀一万多人。夏曦在洪湖领导肃反,二军团原有兵员三万余人,至肃反结束只剩下三千多,只剩下他自己加上贺龙、关向应、卢冬生四个党员。一大批党的领袖,有的是根据地的开僻者,有的是军队创建人,如段德昌、许继慎、刘铁超、曾炳春、肖大鹏、周维炯、邝继勋、曾中生、王炳南、柳直荀、段锡朋……都被活活折磨死。许继填是被战马拖死的,当时子弹不够,为省下子弹打白军,有的死刑就用人摁着头垫尘石上用石块砸死。且不要说去行刑,就是看,又有几个人能看下去?!

邓子恢、邓发控制的闽西根据地的肃反叫挖社会民主党人,当时闽西共辖三十个区委,挖到最后只剩下一个区委还勉强地维持着,杀死七千多同志,整个党组织全摧垮。

笑里藏奸的周恩来一九三三年领导赤区,地主被杀光,财政还是不足,就杀富农,富农没了,就不讲成份,看谁家过的好一点就斗,摧款,拿不出连家人也抓,当时的参谋长龚楚看不下去,提议他能掌握控制一下滥杀,结果周恩来就把人家开除党籍。

苏区的肃反,杀死“AB团”分子七万多人,改组派分子二万多,社会民主党分子六千二百多。1930年9月红军攻下吉安,四十五天内又杀人一万余人。到红军长征时有员三十万之众,他们自己的肃反就杀死十万多,这是何等惊人!其实,共产党所谓的敌人(蒋介石国民党)对共产党所实施的伤害远比共产党自己的残杀弱的多,共产党的领袖骨干主要是死于自己的肃反。难道革命就是为杀人吗?那可千万别再革命了。

至于伟大领袖毛泽东在杀人更上了多少层楼,那只有天知地知他自己知。他发动秋收起义,杀多少人咱且不论,只看所为暴动准备的《两湖暴动决议案》就能窥其大概,上面公然印着“杀尽一切土豪地主反革命”、“杀戮反革命军官”、“屠杀反动官吏”、“不要小资产阶级的温情主义”……

将士们,朋友们:

这些文献上记载的是“杀尽”、“杀戮”、“屠杀”!毛泽东用的这些词在伦理上都是非法的,因它不讲前因,它不等于“惩罚”,惩罚以有罪为前件,具有合法性。

毛泽东的所谓肃反,仅仅是因主张和看法的不同,有的激进,有的温和;或者出于乡土派系观念,江西本土人不买外来人的账,难以彼此接受。最初是起于朱毛间的争论,朱德为人宽厚有人望,毛泽东为人刁拶,让人生畏,朱德等就合力迫使毛泽东下野。这朱德偏偏不争气,打了败仗,失了面子,这是最初的疙瘩。毛泽东其人思路活跃激烈,在路线政策上总是左而又左,在有关土改上就主张没收一切土地而后平分,对富农以上取扫地出门,不留出路的政策;而当时的赣西南党负责人李文林则主张按劳力分配土地,只没收土豪地主的土地,留有出路。在政权建设上则主张缓建苏维埃,认为时机不成熟容易挫伤群众情绪,但毛泽东认为设立苏维埃政权是斗争所需要,粗率些也没有关系。这原本是策略上的分歧。可这是毛泽东刚刚重新出山,正需要权威之时,受到江西地方党的挑战,他就忌恨在心,他竞自相残杀十万余众来树立个人权威,悲哉!李文林不买毛泽东的账,毛就想把李文林领导下的红二、四团合并到彭德怀手下组建红六军,来削弱李文林的力量。赣西南党却用必须经中央和江西省委确认来抵制。进一步激怒了毛泽东,他就指派刘士奇、曾山组建赣西特委,使赣西南党属其辖下来解决这个矛盾,结果还是遭江西省委的抵制。毛耿耿不释,就于30年2月6--9日在吉安陂头村召开红四军前委、江西省委、赣西特委的联席会议,在会上毛泽东指责江西省委江汉波、李文林等是富农路线,说他们煽动同志反对党的正确领袖,扣上富农分子的帽子,开除了江汉波的党籍,免掉李文林军职,改调地方。这次联席会议为“富田事变”和肃反(打“AB团”)暗伏下导火索。

毛泽东写给中共中央的信说:“近来赣西南党内呈现非常严重的危机,全党完全是富农领导。……党团两特委机关,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红军学校,发现大批“AB团”分子,各级政府机关无论内外多数为“AB团”分子所充塞。……肃清富农领导,肃清“AB团”。……赣西南党非来一番根本的改造。……改造全部党组织,重新建立,不使一个富农分子(AB团)留在党内团内,严励的镇压‘AB团’,处决‘AB团’中的一切话动分子。”

看一看毛泽东召开的联席会议决议所形成的《紧急通告》就可以洞察毛泽东心胸是多么“宽广”多么“慈祥”。他说:“AB团非常阴险狡滑,奸诈强硬,非用最残苦的拷打决不肯招供出来,必须用软硬兼施的方法,去继续不断的严刑审问,付度其说话的来源,找出线索,跟踪追问,主要的是要供出AB团的组织以期根本消灭。”《紧急通告》还详佃规定肃“AB团”的审讯方法和处决基本原则:“一经发现,下一步就是枪毙……对于首领,当然要取非常手段处置,但注意,在群众大会上由群众斩杀。……富农小资产阶级以上的和流氓地痞的‘AB团’分子杀无赦。……工农分子加入‘AB团’有历史地位而能力较活跃的杀无赦。”

我们不仅要问:这是杀人比赛呢还是肃反?这样的革命是人类所需要的吗?

在富田肃反前毛泽东先在红一方面军做了肃反试点,他于30年10月攻下吉安,但马上退出,又命攻下长沙的彭德怀部也退出,毛泽东用战略的眼光,下边的干部哪会明白个中道理,当然引起不满,议论纷纷,其实也就是如今天的“稳定压倒一切”,毛泽东从11月下旬到12中旬在师、团、营、连成立肃反组织,发动了“快速整军”,命令捕杀出身富农的党员和说牢骚怪话的人,光“AB团”总团长就抓了几十个,清查出四千四百多人,绝大多数都被枪决,而当时红一方面军总共才有四万人,就为有人发句牢骚这么点事竟捕杀了十分之一还多。他在红一方面军的肃反就为各根据地的乱杀滥杀树了榜样,开了绿灯。

“富田事变”是毛泽东一手所造成:毛派亲信李韶九做肃反委员会主任,李疯狂杀人,当杀到他同学刘敌头上,终于招致了红二十军的反抗。刘敌、谢汉昌领导红二十军的反抗也只是解救了还押着的一百多干部,活抓李韶九,喊出打倒毛泽东,并没有任何不端行为,怎么会是反革命叛乱呢?毛泽东的极左路线曾为项英一度纠正,但好景不长,中央的王明表示支持毛泽东,结果他大开杀戒,制造了富田十万冤魂。当时的文献----

毛泽东为行动准备的文件记着:“一经发现,下一步就是枪毙,杀无赦,严励镇压,主要的是供出组织以期根本消灭……”就清清楚楚地勾勒出苏区肃反是一种阴谋勾陷。我们还应知道,中共富田肃反时斯大林的大审判还没发生,也先于王明路线,证明毛泽东滥杀无辜是他的心瘾。

将士们,朋友们:

我们诚恳地请求你们能思考这样一个问题:难道人的生命就是为了被杀才出生的吗?难道被屠杀是人类的向往吗?难道被杀就是幸福吗?革命一词的成立就建立在对幸福的向望上,把命都剥了,还幸的哪门子福?难道革命就是拿杀人来证明来满足的吗?如果不是,人们要这样的“革命”干什么?

或许有人会反驳说“阶级斗争嘛”,可我问你:阶级又是什么?阶级不是自然事实!阶级是用了心灵才能看到的:人与人的际间联系的一种状态,它并不是自然界的实际存在!既然人用心灵能看到阶级,就证明它是心灵的一定理则,是理则就是意识能力觉解的结果,人有嘴可以说话,有心灵可照说的话来发生理解,为什么不用嘴去说,通过心灵的证明求得理解呢?硬要把消灭他人的生命当成革命,这连土匪都不如!

不错,世上有坏人,有压迫,但对坏人应取的是惩罚,共产党讲的却不是惩罚,是屠杀、戮杀。压迫既是通过一定的关系体现出来的,那么,压迫就是理性的应用所形成,就是可以通过理性对这关系作出理解,完成揭示,可以用理性来调整的,这杀人所消灭的却是自然事实!

就算毛泽东共产党所发动的革命是阶级的,可共产党自已杀自己又是什么的?

这需要一个解释实,这个解释就是共产党是建立在仇恨和斗争上的,并不是阶级间的,阶级只是他们使用斗争的借口,斗争才是本质,共产党在斗争时并不问什么阶级不阶级,只问需要不需要,只要自己需要,就决不手软,阶级只是让自己的需要变成残苦仇斗的合法性口实。共产党就是用仇恨和斗争为理念来达到自我满足的一帮恶棍混蛋。

共产党不可能通过理性的反省而脱胎换骨,它在任何条件下都不可能放下屠刀,它不能自新,我们的天良只应对国家,对人民,对自然资源,对几千年的文化负起责任。共产党不是客观世界中的,没有对其负责的根据。所以天理说:坚决的消灭共产党!

中国的异议阵营是些赤手空拳的书生,他们只能把社会观念推到普遍的成熟,却不一是能完成攻坚。

所以我们向解放军将土发出如此庄严的呼吁----
请将士们发动起义。

为了中华民族!为十三亿生灵!为了我们能永远地埋葬仇恨!
让我们一道来承担起这个伟大的责任。(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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