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被同时限制了行动自由的还有赵紫阳身边的其他几位秘书,包括前面介绍的李富春的外孙李勇。
接下来,李勇等人很快被结束审查,但在政治上很长时间得不到重用。李勇至今没有回到北京任职，已经担任了数年时间的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保税区工委书记、开发区管委会主任。
直到温家宝出任国务院总理之后的二零零三年年中，张岳琦则在被结束软禁生活之后,被迫继续交待赵紫阳的“问题”,直到一九九二年中共十四大召开之前,随着对赵紫阳的“问题”审查结束,专案组才给张岳琦定了一个与赵紫阳之间只是“工作关系”的“审查结论”。
中共十四大结束之后,中共高层赶在吉林省第八届人大召开之前将张岳琦派往吉林,令他在一九九三年一月召开的省八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副省长。一九九三年十月,时年五十五岁的张岳琦被增补为吉林省委常委、副书记。一九九四年二月,张岳琦辞去副省长职务,专司吉林省委的党务工作。一九九八年一月,张岳琦以省委副书记身份出任吉林省政协主席。中共十六大召开前后,张岳琦先是不再担任吉林省省委副书记,继而在省政协换届时交出政协主席职务。二零零三年三月,与温家宝出任国务院总理职务的同时,年近六十五岁的张岳琦被安排为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
从张岳琦的这段经历来看,“六四”镇压之后的整个中共中央办公厅系统里,只有张岳琦受到赵紫阳的直接政治牵连,但最终也还是证明他与赵紫阳之间只不过是工作上的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而不是政治上的“朋党”关系。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六四”事件导致赵紫阳下台到温家宝出任国务院总理,中间已经经过了近十四年的时间。但截止本书面世之前,外界已经不止有多少篇奇怪温家宝为何没有随赵紫阳倒台的文章,却仍然没有一篇文章披露出当时中共中央办公厅系统内因赵紫阳被隔离审查的是中办副主任兼总书记办公室主任张岳琦。
而当时外界之所以奇怪温家宝为何没有随赵紫阳倒台,无非是以下两个原因,一是因为学潮和“动乱”过程中,天安门广场上出现的传单出将温家宝与鲍彤等人共同列入了将随赵紫阳被整肃的所谓“黑名单”里。而名单的制造者(毫无疑问是中共党内人士)显然也是依照当年邓小平倒华必须清除时任中共主任汪东兴的旧例,认为中办主任自然应该是总书记的人。
二是五月十九日□晨温家宝曾陪同赵紫阳到天安门广场看望学生,留下了赵紫阳手持一支广场大学生提供的半导体扬声器,声情并茂地劝导学生,温家宝默默无言地紧随赵紫身后的历史性照片。于是,不但是广场大学生和新闻界,许多中共党内人士也都认为温家宝“这回可完了”。殊不知温家宝这次陪同赵紫阳到天安门广场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给他布置的任务。当时,政治局常委会刚刚结束,因为赵紫阳坚持要到广场看望学生,政治局常委会才临时决定李鹏也去。于是,当晚列席常委会的中办主任温家宝负责陪同赵紫阳,国务院办公厅秘书长罗干负责陪同李鹏。
当然,赵紫阳和李鹏在广场上向大学生们讲话的口气的内容截然不同,但就象李鹏的强硬口气并不一定就代表罗干一样,邓小平等人日后也不会因为赵紫阳当时在广场的“纵容动乱”的态度而迁怒于温家宝。
还有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需要强调,那就是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的学潮和“动乱”过程中,当中共中央出现了所谓“两个声音”的时候,温家宝以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书记身份,两次主持拟定反对动乱的紧急通知,要求中央直属机关的各党委认为组织学习李鹏和杨尚昆的重要讲话,,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迅速结束动乱的指示”,并将不准参与示威,不准搞声援活动,甚至不准上街围观的通知精神迅速通知到每一个共产党员,并认真检查贯彻执行情况。
如此及时表态,使得“六四”之后的李鹏等人即使真如外界所传----对温家宝极不感冒,也没有将政治清查物件波及的温家宝身上的过硬把柄。（高新《温家宝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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