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工一年的工资也不过两万元。
这一切，都应该归功于收容站的“致富有道”。根据6月10日《三湘都市报》的报道，从1996年开始，涟源市收容遣送站(以下简称收容站)通过给回扣等方式与当地派出所勾结，收容外来人员，并向每个被收容人员收取500-800元“遣送费”；当本地区“货源”不足时，甚至到外省“购买”被收容人员。
根据收容站原党支部书记郭先礼的统计，从1996年到2002年11月份为止，涟源收容站利用扣人索钱的手段，已经从一万多农民身上获取现金320万元。
【“致富之道”】
收容站是一个很奇怪的单位，正式职工不过10人，临时工五六个人，但其中站长肖笑华的亲属就有6人。
郭先礼是收容站的原党支部书记，不过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这个书记不管用，因为站里是站长负责制”，后来，收容站出了“林茂正事件”(2000年10月，一名叫林茂正的被收容人员在涟源市收容遣送站劳动时被人打死)，“站长把责任全部推到我身上，我只好内退了”。
郭先礼说，这个结果他早料到了，因为屡次举报收容站的内部问题，“妨碍他们赚钱”，自己早就成了那些人的眼中钉。
根据郭先礼和收容站另一不愿透露姓名的职工A的介绍，收容站的“致富”手段其实也非常简单--从1996年开始，站里和涟源市火车站订立了一个口头协议，火车站派出所和联防队员以收容“三无”人员的名义，把经过涟源的农民扣下来，由收容站接走。据郭先礼说，联防队员每抓一个农民可以得到5元钱，而火车站方面则可以从每个农民身上得到收容站给予的50元钱回扣。
1997年的时候郭先礼正在管财务，他向记者提供了一本当时的账目，上面注明了“11月8日，付火车站派出所1400元”、“付火车站300元”、“付火车站派出所1600元”等字样。
火车站把人扣下后，收容站会派车去接。收容站一职工说，为了接人方便，站里专门准备了两辆有警用标志的车辆，每辆车可以装30多人。
这些农民被接到收容站以后，立刻被搜身，如果身上搜出的钱足够的话，这名农民就可以幸运地免受监房之灾，只要留下钱，便能带着一张名目为“生活费”的收据离开。如果身上带的钱不够，收容站就会向他家里拍电报，要求速带800元来涟源收容站接人，这叫“自保”。这样的电报格式一般都是固定的，记者看到其中的一封写着“速带800元来湖南涟源收容站接××(人名)”。
这算得上是收容站的最大经济来源，名目是“遣返费”(据A介绍，1996年以后，他不记得收容站遣返过任何一个人)，郭先礼的统计数字显示：1996年，收容农民600人，收取费用12万元；1997年收容800人，收钱18万元；1998年收容人数为1100人，收钱达到了28万元；1999年更是“大丰收”，收容人数达到1400人，“收入”共有32.5万元。
800元算得上是“明码实价”，小钱也不能错过，收容站还有一些“辅助”的“致富手段”，比如外人到收容所探视一次收取10元钱，又比如搜身时会扣留下被收容人员所有的零钱。在一张经手人为杜金辉的“今收到扣留物资(现金)如下表”的表格中，吴六满等4位农民分别被搜走了10元、1.7元、3元和11元。按郭先礼的统计，1997年和1998年，收容站仅从被收容人员身上搜走的零钱就有5000元之多。
宁夏的纪明科是1999年7月26日被送进收容站的，在他的“收容人员管理卡”上，写明了被搜走的零钱：“已收240元”。另外，收容站职工邓文红还在上面注明了通知其家人的费用为“电话费30.00元”，备注一栏则写着“电话已通800元来接他”。
除了现金，身上值钱的东西也有可能被搜走。涟源市桥头河镇石坪村的李德凡是个“小富”的农民，2000年他因欠当地基金会的钱被关入收容站。他告诉记者，搜身时他身上一块价值1700元的手表和一条100多元的皮带就被收容站的“刘干部”拿走了。
“大钱可观，小钱不断”，与此同时，来自民政局的财政拨款也没有停止过。仅1999年，下划收容站的财政拨款就有14万元。
【强迫劳动】
收容站职工A说，如果被抓来的农民实在没有钱，就会被强迫劳动，一般在收容站内部搞建设，或者到收容站开办的农场去搞养殖，没有任何报酬。
这一情况可以从“林茂正事件”的判决结果上得到印证。林茂正，浙江人，2000年9月30日被涟源收容站收容，虽然10月3日已经被同意遣返，但是却以站里搞基建为由留他下来劳动。所谓搞基建，A说，实际上是站里的一个干部承包了平整站内土地的任务，于是强迫被收容人员劳动，当时天下大雨，这些被收容人员要冒着雨每天担100担土。
林茂正后来因为与其他被收容人员(均在逃)发生冲突而被打成重伤，收容站请了医师对他做了简单诊断，然后将林茂正放了出去。当时林茂正已无力行走，于是在收容站门外不远处整整喊了一晚上，然后很神秘地死在了几公里外的荷叶火车站。
在湖南省涟源市人民法院2002年的刑事判决书中，明确地记载着，“经审理查明，同年10月3日……同意遣返，但因当时收容遣送站基建需要劳动力，便将林茂正留下来搞劳动”。娄底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终审判决书也认定了相同的事实。
有时，当地农民需要劳力搞“双抢”(抢种抢收)时，也会从收容站“租”被收容的人员。住在收容站附近的一名农民告诉记者，这个价格是每天每人20元，农户负担伙食，钱交给收容站，收容站则会派人来监工。郭先礼和A都说，当地一些美容美发屋需要按摩小姐时，也会到收容站找人。涟源市一美发屋的女老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每个姑娘的价格大概在300-400元之间，“姑娘们都愿意来”，因为在收容站里的日子“实在太苦了”。
【黑色七月】
前日，记者拿到了一份涟源市收容站从1999年元月一日开始实行的“最低收费标准”。
这份收费标准把被收容人员分成了三类：A类是有偷窃行为的轻微犯罪人员，B类指随车叫卖的流浪失散儿童等人员，C类指一般流浪乞讨人员。A类收费最贵，10日以内省外的就要1000元，B类的儿童也比较贵，要800元，C类要600元。
在这个收费标准下面，还专门注明“待遣天数最少不少于7天”。
郭先礼说，在实际工作中，执行最多的是“每人800元”。当然，这个价格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每年7月份农活最忙的时候，每个被收容农民要交的“赎金”会降低至300-400元。原因是那季节“货源丰富”，收容站管这叫“薄利多销”。因为，7月是农村的“双抢”季节，很多贫穷地区的农民纷纷扒火车到湖南常德等地去打稻谷，当地话这叫“扮禾”。
收容站职工A说，这些农民往往是有组织地集体外出，一般都有身份证或者是乡镇政府、村委会和当地派出所开出的三级证明。但是，一到涟源，这些证明就都没有用了。站里面开会强调，凡是收进来的人，一律填写“三无”。郭先礼说，为找借口，检查时，有身份证的就管他要暂住证，有暂住证的就要计划生育证，有计生证就要他拿务工证出来，总找得到理由的。
因为抓来的人多，每年7月收容站还要开动员会，要大家加班加点接人。那阵活特别多，以前一天从车站接一次人，“双抢”时一天则要接5-6次。郭先礼告诉记者，每年7月，收容站总能收到10万元到20万元，从农民身上搜出的零钱，也有4000元到8000元。郭说，对收容站来说，7月是名副其实的“丰收月”，而对那些被收容的农民来说，则是不折不扣的“黑七月”。
到了7月份，要求被收容人员付钱的方式也有了变化。经常不打电话，而是让同一个村出来的被收容来的农民自己推选代表回村里去拿钱。
湖南省花垣县的麻连英等6个人就是这样交钱的。他们在涟源车站被拦下后被送到了收容站，记者看到，在收容站的审查登记表格上，麻连英(文盲)请人代写了这么一行字：“通过你们的教育，知道自己违反了收容条例，愿意接受你们的处理，遣一人回家取钱接回”。
在下面，收容站一姓蒋和一姓周的工作人员则写下了“审查意见”：建议收容教育，遣一人回家取钱接回。
郭先礼在1999年的7月7日-24日曾做过一个统计，结果是这样的：12日-15日间，收容站共收容外出打稻谷的农民46人，其中主要是本省花垣县和溆浦县的农民。仅14日一天就有22个农民被收容，在他们身上搜出的零钱计有2552元。24日一天，则收容了41个隆回县金石桥镇的农民，他们都是打完稻谷准备返家的，所以身上钱比较多，这一天就搜出了4453.2元。
这些钱都是要入账的，记者看到了一张“湖南省收费基金收款收据”，日期是2000年的7月30日，上面的收款项目是“生活费用”，共有4179.80元。郭告诉记者，这笔钱就是他们7月8日-28日从被收容人员身上搜出的零钱。
【“打人故事”】
并不是所有人都乖乖交钱的，于是，为了给他们造成一定压力，涟源市收容站工作人员A说，打人就不可避免了。
郭先礼和A都讲了一些收容站在打人方面的“故事”。郭说，收容所里有一些留所人员(就是被收容人员里比较听话的那些人)，他们会把被收容的农民叫到一边，问吃不吃“小笼包”，农民不知道什么，就说要吃，他们就挥拳打人。原来，“小笼包”就是拳头。至于打人耳光则叫“麻辣鸡抓”(A说叫“麻辣面”)，用脚踢叫“麻辣猪蹄”。
林茂正就是被另外两个收容人员鲁林、杨志文打死的，这两个打人者，被收容站涉案的女职工谭集连称为“牢头恶霸”。此事激起了当时在押的王战平(19岁，2000年8月31日就已被收容，10月9日还被留在站里搞劳动)、李明等被收容人员的愤怒，他们集体写抗议信申诉：“林茂正在搞劳动时……被打成重伤，收容站领导不负责任，将林茂正放走，活活痛死在收容站外面，不给他治病造成命案……”
法庭最后认定的事实是林茂正被钝器暴力挫击腹壁，对冲性损伤胃部，导致胃出血而死亡。
桥头河镇的李德凡因为欠基金会的钱被关进收容站。他说，自己在收容站曾被“刘干部”用手铐反铐双手，用竹扫把狠揍，最后打得全身是血才罢手。
【恶劣生活】
所有曾在收容站呆过的人都对里面恶劣的生活条件印象深刻，郭先礼甚至用“渣滓洞一样”来形容站里的伙食。他介绍，按照规定是每个人一顿是四两米，然而层层克扣，管食堂的就没有给足，只有七八成，到食堂以后，煮饭的和那些搞劳动的人再多吃一点，其他被收容人员一天吃两餐也不一定能吃到四两米。
至于菜，李德凡说“比猪食还不如”，“菜里不放油，十天才会给吃指甲盖大的一片肥肉”。据A介绍，这么差的伙食是因为收容站食堂被站长的亲戚承包了。按规定，这些人每天的伙食费是2.5元，但是真正吃到嘴里的连5毛也没有，而喝的水就是直接从河里舀上来的。就是在夏天，被收容人员也只能半个月洗一次澡。李德凡说自己后来身上都臭了，身上的跳蚤一抓一把。
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半年后李德凡因重病高烧到41℃时才被放了出来，但他的表弟为此还得交上2000元的“生活费”，领回了一张白条。
涟源市株木乡温塘村的黄雪容，在收容所里关了6个月，是被关时间最长的人之一。由于是女性，黄雪容在收容站倒是没有挨打，可由于长期睡在水泥地上，风湿严重，加上严重营养不良，她得了严重的水肿。记者见到她时，她的肚子肿得就像已怀胎十月。
收容所的条件之差让当地的卫生防疫部门也非常吃惊，他们曾向对涟源市收容站进行过调查的《南方周末》记者曹勇这样介绍：2002年8月底，收容站里爆发了大规模的痢疾，当防疫部门进入收容站时，发现20平方米的监房，居然关了100多人，其中至少有80人已经中度感染痢疾。
2002年8月，收容站职工谭集连涉案“林茂正事件”，在她的刑事上诉中，清楚地写到要披露一个秘密：涟源市收容遣送站只抓钱，怕花钱，不顾人的死活。
【中转玄机】
据A说，“林茂正事件”后，给收容站带来的最大问题是火车站方面“胆小”了，送来的人少多了。于是，从去年开始，收容站里开始多了很多从外省拉来的被收容人员。
今年4月23日，涟源三甲玉丰村一位姓梁的农民打电话到涟源市民政局，在民政局的值班记事上这样记着他的来电，“闻听收容站现为赚钱，不断收容八方流窜人员，听说从××省回来一批，收容站正准备收容，现玉丰村已有100多人待命，准备取消收容站”。
涟源市民政局一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B说，“100多人待命”的背景是，当时正值非典肆虐，农民害怕疫情扩散至当地，不愿意再让收容站从外省进人。
从外省收容站进人，利用“中转站”的便利放人收钱，看来也是涟源市收容站的一条“生财之道”。郭先礼说，本来以涟源市收容站的级别，达不到做“中转站”的要求，但是站长肖笑华1999年还是想办法把收容站的级别提高到了地区级，由副股级变成了副局级，级别高了，就可以拉人来了。A说，肖笑华曾在一次内部会议上声称，他已经和上海那边联系好了。
在《南方周末》记者曹勇采访肖笑华时，肖笑华显得非常有“经济头脑”。他告诉曹勇，他的目标是“东望上海、南接粤桂，北进京津”，而且他向曹勇承认，他和外面很多收容站有联系，每拉过来一车厢的被收容人员，涟源收容站要出的成本是2.2万元。
【家庭悲剧】
2002年9月11日，一个被关在收容所里的小朋友周承菊用一张破纸写了封信给收容站：叔叔，你们好！叔叔可不可以让我自己回家，现在我爸爸不来接我了，我又不能回家读书……在这里我实在受不了了，叔叔我求求你吧，我在这里已经关了五六天了，很想回家，我们开学也有几天了，你们把我放出去，我要回家读书，你们就放我一条生路吧……要是我骗了你们我就天打雷披(注，“劈”的错字)，叔叔你们打我骂我都可以。
郭先礼说，这个小孩是被人拐骗出来的，后来被关到了收容站。后来，小孩的亲属来到收容站，交了钱才把小孩领了回去。
在这种拿钱放人的“游戏”中，新化县(湖南省级贫困县)炉观镇的许飞昆却再也没能回家。1999年4月18日，在涟源打工的许母托同乡把9岁的许飞昆和哥哥许飞鹅带回家乡，结果因为扒火车被关进了收容站。收容站给两个孩子的父亲许志文拍了封电报，要求带1600元钱来接人。许志文拿不出这么多钱，以为孩子小，又没犯法，应该没事的，就没有来接。
5月26日，收容站把许飞昆留下，让许飞鹅回去拿钱，等到6月3日，收容站仍没等来许飞鹅，就把9岁的许飞昆赶了出去。从此，许飞昆下落不明。
73岁的湖南桑植县农民也因为涟源市收容站的这种“收容遣送”方式，而再也没见过自己的儿子王茂正和孙子王朝正。1999年3月，王茂正带着16岁的王朝正去涟源挖煤，因为朝正体力不支，王茂正带着他准备返回老家。因为扒火车，4月20日，他们被车站联防队送进收容站，收容站的人扣下了王朝正，让王茂正回去拿1200元才放人。
回家后，王茂正奔波两天没借到钱，于是喝了农药，被抢救后失了踪。这件事在当地引起极大民愤，乡政府出面要求收容站放人，但收容站仍然没放。直到5月23日王朝正姑父送来了300块钱，王朝正才得以走出收容所。
不久，王朝正外出寻父失踪。
新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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