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亲历西北“狂”吃

　　去年下半年，记者先后走进中国的大西北，为时长达三个多星期。祖国大西北广袤的沙漠、巍峨的群山、贫穷却淳朴的百姓都给记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若论刻骨铭心的，恐怕还不是大西北的风情，而是一路上的“吃饭问题”：这“吃”无关美食，也不是风情，却因为吃得“触目惊心”，吃得“莫名其妙”，吃得“心痛不已”而令人永生难忘。

开包房吃早饭

　　2002年9月24日凌晨2：00，我乘坐的由上海至新疆乌鲁木齐的火车停靠在甘肃省武威市的武威南火车站。前来接站的是武威市市委组织部的赵科长和他的司机。一部“蓝鸟”车将我们送至凉洲宾馆，凉洲宾馆是武威市市府招待所。在武威市，这家宾馆的档次不低。

　　当晚，赵科长和司机也留宿宾馆，住在我的隔壁，临睡前一再叮嘱我当天早晨8：00起床吃早餐，然后我们将前往民勤县。

　　三十多个小时的火车旅程令我万分疲劳，说实话我对早餐没有丝毫兴趣，况且由于在我的想象里，甘肃是西北的一个贫穷地方，我在行李箱里为自己准备了分量不轻的江南食物，我希望能够让自己尽量多睡一会儿，在接下去的前往民勤县的旅程中保持旺盛的精力，而早餐完全可以在路上的车内解决。

　　但是床边的电话铃声还是在早晨7：30时锲而不舍地将我吵醒了，赵科长说他已经等在了我的房门外，而且早餐也已经准备好了。面对这样的热情我找不出任何理由继续赖床，也不好意思说我可以不吃早餐，我甚至还担心令他们误会我这个大上海来的记者娇气，不吃他们的食物。

　　当我跟着赵科长和司机转弯抹角地来到凉洲宾馆的餐厅的时候，服务小姐却将我们三个人直接带进了一间宽敞的包房，我本能地好奇：“早餐也要放在包房内吗？”我跑过很多地方，宾馆也住了无数次，即使在海南岛三亚市的超五星级宾馆内，早餐也是大厅里的自助餐。赵科长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他正用手机联系武威市电视台的何编导，请他一起来吃早饭。而包房内大圆桌面上的早餐立即令我瞠目结舌。这张大圆桌面的周围放着10把椅子，显然可以让10个人同时就餐，而桌子上的早餐从数量上来看，也算是我见过的最丰盛的早餐。除了环绕一圈的用中等大小的盆子装的10样菜以外，（这些菜中除了鸡蛋其余我基本叫不出名字，据赵科长说都算是当地特产）还有至少四种干点，包子、馒头、饼和花卷，有咸有甜。饮料和牛奶“无限畅饮”，牛奶干脆是装在铝水壶里随便倒，我相信如果这个时候我们三个人决定早餐弄点酒喝的话也是绝对没有问题的。然后是大米粥、绿豆粥和各种干的湿的面条。

　　这顿早餐即使给10个人吃也是绰绰有余的，而且也是算得上丰盛的。但是只有我们三个人吃，电视台的何编导刚刚从睡梦中醒来，不及赶来了。看得出来，40岁不到的赵科长和年轻的司机具备了西北汉子的好胃口，光牛奶就一个人喝下去三杯，而我也平生第一次如此努力地吃着早餐。我是实在不忍心看着这么多东西被浪费。

　　吃完的时候，我提出是否能够将这些东西打包，虽然我也不知道打包之后该怎么处理，因为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无论是赵科长还是我都将住在民勤县。赵科长看了我一眼，告诉我这些并不算是什么值钱东西，如果我喜欢吃民勤县也吃得到，显然他没有明白我“打包”的意思。我们扬长而去的时候，这顿几乎看不出来有人吃过的早饭正被服务员一样样收拾起来倒入垃圾桶，赵科长和司机连回头看都没有看一眼。

　　因为受武威市委宣传部的邀请参观那里的一些古迹，我再次返回市区。到达凉洲宾馆的时候已经是晚上9点30分，但宾馆内似乎很热闹，从餐厅方向传来阵阵欢声笑语。市委宣传部部长是位50出头的男士，打着十足的官腔对我表示欢迎，正说话间迎面走来一位戴眼镜的瘦瘦的男人，两个人热烈握手，那男人一身的酒气，满脸通红。部长给我做介绍，似乎是市府的一个什么主任。部长问：“哎呀，你也在这里。”主任回答：“是啊，是啊，市里几位领导这几天在这里做报告嘛。”部长说：“我是陪一个剧组，也刚刚吃完来接待王记者。”主任说：“领导们还在吃，我是出来上个厕所。”部长又问：“你今天回去不？”主任回答：“不回去。”部长说：“那明天让王记者和你们一起吃早饭。”主任回答：“欢迎欢迎。”部长责怪我不早些到达，因为我错过了和市领导一起吃晚饭的时间，“不过，你明天可以和他们一起吃早饭，也可以认识。”部长说，然后他介绍了宣传部一位姓吴的科长明天陪。

　　第二天，那位吴科长一大清早跑来敲我的房门，说是陪我去吃那顿早饭。其实我原本并不打算去赴领导们的“早宴”，但吴科长的到来让我不得不去，因为他特别没有在家吃早饭。

　　早餐当然仍旧是设在包房内，这次倒是“人多势众”，济济一堂，不下10人。由于吴科长位卑职小，大部分领导他也不认识，还是那位主任介绍了我的身份，一干人等微笑点头。于是“早宴”开始了。这一顿早饭自然不能和赵科长请我吃的同日而语，那天的早餐铺满了桌子，属于“平面”丰盛。而这次的早餐则干脆盆子叠盆子，属于“立体”丰盛。光饼类食物就有好几种，软的脆的，圆的扁的，不一而足，甚至还有两道西式蛋糕。

　　
请和领导坐在一起

　　当我和组织部的赵科长、电视台的何编导一路坐着“蓝鸟”车风尘仆仆地赶到民勤县县委招待所－－民勤宾馆的时候，已经差不多要中午11点了。民勤宾馆大致还是招待所的模样，只是在一楼有那么三四间算得上宾馆级别的标准房，其余的房间则简陋得很。在民勤宾馆迎接我们的人很多，大约有五六位，介绍了一圈，我也没弄清楚谁是干什么的，总之都属于县委的干部和工作人员。

　　午餐时间，县委宣传部的王科长带领我们进入民勤宾馆的8号包房，除了我们三个人，其余七八个全是作陪的。刚给面前的高脚杯里倒上红葡萄酒，就跑来一个人，在王科长耳朵边嘀咕了几句，王科长立刻站起来，恭恭敬敬地对赵科长说县里领导在餐厅的大堂里给他接风洗尘。赵科长立刻就拽了何编导走出门去，那位跑腿的工作人员又跑来对我说：“请王记者一起过去，和我们领导坐在一起。”我只能跟了去，在环境简陋的大餐厅里，一共摆下了三桌。等我在靠门的一桌刚坐定，8号包房里的其余人都陆陆续续走了过来，听说县委所有带点官职的都来了，正好凑了3桌。赵科长坐在最里面一桌，那里县长、书记、宣传部长作陪。

　　在那顿午饭上，我平生第一次见识一只整羊撕开后除了羊头以外被端上桌，还有一只整鸡原封不动地躺在脸盆大的盘子里。菜的数量多得惊人，没上几只，桌子上已经有些摆不下了，又只能盆子叠盆子。酒有白酒和红葡萄酒，品牌不少，软饮料也应有尽有。最难得的是每桌都有一条大鱼。要知道在紧挨着腾格里沙漠的民勤县，水是极端宝贵的，几代人的血汗才造出了一个水库，在那里，能吃上鱼就象在上海吃龙肉一样稀奇。

　　那边赵科长被劝得频频举杯，作陪的县领导们殷勤有加，某领导还做了发言，大意是：“今天市领导下到我们民勤，我们表示热烈欢迎。今后还要请市领导多关心我们民勤。”云云。于是另外两桌的大小干部纷纷跑去那桌敬酒，赵科长倒也来者不拒，吃喝得红光满面，毕竟他一个小小的科级干部，现在成了“市领导”。假若真的市长下来或者省长下来，恐怕三桌得变成三十桌子、三百桌吧。

　　
吃定8号包房

　　从这一顿午饭开始，我在民勤宾馆吃了四天的饭，8号包房成了固定的吃饭房间。在这个房间里吃饭的人除了我以外还有赵科长、王科长、何编导。县文联的李玉寿和县电视台的一个专门给何编导扛三角架的小伙子。这四天的饭没有变出什么新花样来，但是作为地主的王科长显然已经尽了全力，饭桌上从来没有断过酒。鸡和羊每顿至少两大盘，汤汤水水每样都不下三四道，看得出厨房也在绞尽脑汁。虽然赵科长此行的目的是随着何编导去宋和村拍摄治沙英雄石述柱的专题，但拍摄进度和要求似乎远没有吃饭来得重要，即使拍了一半，我们还是会在午饭时间挤上车用一个小时的时间赶回民勤宾馆的8号包房。拉开圆桌面吃鸡嚼羊，然后在酒足饭饱后再趋车回宋和村接着拍。由于每天为了赶饭，拍摄进度极端缓慢，有时候下午刚刚把景选好，光线对好，一看时间王科长已经在8号包房摆上了菜，于是收了机器就回去吃饭，绝对不会有一点迟疑。王科长几乎在每顿饭吃到一半的时候都会说：“想吃点啥尽管说。”

　　有趣的是，简陋的民勤宾馆的8个就餐包房间间客满，且吃饭人员也都是固定的。服务小姐站在门口一看面孔就知道谁是哪个包房的。而王科长只要看一眼院子里各种各样车的车牌号，就知道今天哪位领导在这里吃晚饭，哪位领导昨天没有回家。我甚至怀疑民勤宾馆简直就是县委的食堂和宿舍。

　　9月30日晚饭后，我将和中央电视台的同行汇合进驻“沙漠里的村庄”－－民勤县“湖区”东镇振兴村。中央台同行的车在傍晚6点到达民勤县城，我们曾经约好车一到达我即上车出发，因为从县城到目的地还有二个多小时的车程，如果等天黑才上路，我们极有可能在荒漠里迷路。但是王科长还是坚决地把中央台的同行们拦了下来。为了表示对“中央”的重视，那顿饭上来了三大盆连皮带骨的羊肉和需要自己动手的三大只整鸡，还不包括每天都保证的那十数道其它的菜。其时我因为天天如此吃，已经吃得没什么胃口，而中央台的同行们则惦记着出发也没有心思吃，只是赵科长们依然双手齐发，颇有“鬼子进村”时的胃口。

　　
贫穷的吃喝

　　当我在相对富裕的宋和村石述柱家吃番茄拌面，听着他哀叹种树治沙缺乏资金，当我看见这些地方的大人孩子啃着硬如石块的“馍”的时候，我不能不想到了那几顿饭的奢侈。细算起来，由我在场的情况下就至少吃掉了10只羊和10只鸡，还不包括我离开县城的时候，赵科长、李玉寿声称还将在那里呆至少一个星期，恐怕又至少是10只羊和10只鸡。还有县领导、市领导们的饭……那一顿早饭就足够让振兴村6队全体村民吃两天。至于10只羊或10只鸡绝对有可能是面积广大的沙漠边缘的“湖区”村庄里一户人家的全部财产和生活来源，在振兴村，没有一户养羊的人家有超过10只羊的羊群。这些羊意味着一家人的柴米油盐、过冬棉衣以及一个孩子的学费。

　　更令人吃惊的是，这种现象一路上竟比比皆是。又在一个县级市，晚上，又是县委招待所，这天，县里摆了几十桌，热闹得像开大会一样，整个餐厅里人声鼎沸，说话都要扯着嗓子。县委书记在我们这一桌敬完酒后说对不起，今晚上有好几拨都在这里吃，光上级单位下来的就好几队人马，县里所有的干部都出来作陪了。你们慢慢吃，我还得到那几桌敬酒去。县委书记刚一走，县委副书记、县长、人大主任及各级干部，就走马灯似的来我们这儿敬酒，然而又“冲”向下一桌。我们私下里讨论，就这么个西部的小县城，怎么有那么多钱这样吃喝？同桌有人暗暗猜测：中央给的扶贫款是不是都给他们吃光了，中央给的西部开发经费是否也让他们给吞到肚子里去了？只是这样的问题不好问。

　　更令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县里干部的老婆们也都没忘了跟着沾光。有一次，在活佛的故乡，中午县里安排我们去拜访活佛。去时，车上除了我们还坐上了很多中年妇女，都带着孩子，我们还以为是信徒，搭我们的车一同前往。到了那里下车一聊，这才知道这些妇女都是县委干部的夫人，其中有书记夫人、县长夫人、主任夫人等等。

　　那天的晚饭依然是八大盘十大盆，有趣的是不仅仅是领导同志陪我们，而且是领导同志拖家带口地陪我们，他们的夫人可不在意我们，而是一个劲地使唤孩子多吃。

　　被迫在如此贫困的地方大吃大喝，心里总是很不舒服。尤其是“主人”们让县里为这些饭付钱的时候，用的却是我们的名义。

《采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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