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们需要明确一个常识性的问题：什么是税及征税的合法性？税就是指国民产品从个人或企业手中转移到政府手中，其目的是支付公共费用。换言之，用于公共目的是征税的合法性。爲了保证这一目的，税收制度就不仅仅是一个事实问题，更是一个权利问题。这一“纳税人的权利”一般来说需要有三个方面的法律保护。首先是“积极权利”，它表现为政治参与权和知情权，这方面的权利是通过代议制和言论自由等制度安排来保证实现的。其次是“消极权利”，即“无代表不纳税”（no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这一原则拉开了近代社会的政治序幕，它先是爲英国宪法的基本原则，后爲美国独立战争的“政治常识”。最后，如果政府滥用权力征税，公民不仅有“不服从的权利”（Civil Disobedience），而且有抵抗暴政和重建合法政府的权利。
毫无疑问，中国政府不是一个代议制政府。在这一前提之下，它根本不具备征税的合法性。因此，政府对刘晓庆的“征服”就不是“显示出政府对贫富悬殊问题的重视”，而是显示出政府对自己和刘晓庆之间贫富悬殊问题的重视。同样，刘晓庆根本不是偷“大家”的钱，因爲没有任何法律理性使人们确信，这钱在此之前的“国有”状态就等于是“大家”的，或者被“政府”收上去了以后能服务于“大家”的利益。上面那位教授说税收用于“建桥修路办教育”，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迷天大谎。当然，不能说中国税收一点也没有用于这方面，但即使如此，这种“公共开支”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同样是可疑的，至少对于不同纳税主体来说，是充满争议的。比如，黑龙江的纳税人有什么理由爲北京“五环路”的建设付费呢？而全国农民有什么理由爲城市的教育“埋单”？不过更重要的问题是，国家“转移支付”中究竟有多大比例被用于具有争议的公共事业上了呢？各种政府庆典会议之铺张、行政开支、军费开支的不合理增长、特别是“权贵私有化”和“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各种“管制费用”，等等，不仅不服务于公共目标，而且是公共利益的敌人。在这种条件下，公民不服从具有自然法上的当然正义。
进而言之，无政治合法性的政府税收不会是别的什么，只是一种抢劫。它起源于军事征服之后的“朝贡”，然后丰富于“初级地租”、进而吸收了“保护费”等征收方法──但最后，它的不公义超越了上述三种非法征收。“朝贡”在某种意义上仍然存在自愿的成分，或者数量可能是有限制的。“地租”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双方当事人发生纠纷也可以得到更高的法律救治。“保护费”在某种意义上也服从习惯法关于“取人钱财爲人消灾”这一不成文规范。但“政府”收税呢？它是绝对强制的、它是缺乏合法根据的、它是只管收钱而不管消灾的──不仅如此，它本身就可能是最大的灾祸，而且当公民需要法律救济的时候，它又把这种需要转变爲一个“商业专案”。想想中国打官司之难吧！首先法律公开宣布不受理违宪性诉讼，其次司法和审批之公开费用和“灰色费用”令人望而却步。
有什么理由爲这样一个“机构”付费呢？我承认在当下的“市场规则”之下，刘晓庆及其公司的收入未必没有“问题”。然而，这不仅仅是刘晓庆的问题，刘晓庆不过是“窃珠者”，而更多的“窃国者”更可能在审判席上，在观众席上。退一步说，即使刘晓庆的收入是可疑的，但这钱放在刘晓庆那里也比放在“国库”里更有合理性。首先，私人资本一般比“公共”资本更有效率。其次，至少这笔资金不会用于“社会稳定”，不会用于广大“代表”们花天酒地，而更多的未成年少女就有可能因此幸免于难。再退一步讲，这笔钱扔在街道上让路人收拾也比放在国库更公正──尽管路人不比刘晓庆更有理由获得这1458.3元人民币，但他们显然比“政府”更有理由获得这笔“无主之财”。当年，波士顿人民曾把港内船上的茶叶抛入海中，他们根据的就是这样一种“选择理性”。
即使是一个代议制政府，由于人的普遍局限性和政治的局限性，对征税也必须保持警惕。1849年，亨利-大卫-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向美国政府申明了一个著名的观点：他不能向一个容忍奴隶制并且对墨西哥发动战争的政府交税。我相信，在今天的中国，类似梭罗提出的理由何止千千万万。因此，中国人更有理由对唯一在要钱方面显示出政府效率的“制服”们说不：“当我遇到的政府对我说：‘把你的钱给我，不然就要你的命！’，我爲什么要忙着给他钱呢？……我不能帮它的忙，它得自己想办法。”（梭罗）不过，对于我们今天的“政府”来说，想办法搞钱已经成了第一职业，成了政治本身，因此它并不缺钱，更不缺少“办法”。这不是爲了要钱哭哭啼啼的美国政府、也不是爲了要钱不得已跟议会妥协的英国国王，而是一支因战无不胜而离职的征收队伍。由于50多年前征服了这片土地，它先在计划年代对国民财富实现了彻底的“集体占用”，然后又在改革年代打算尽可能地实现“个体所有”。这就是问题的全部真相。
不过无论如何我们要对改革年代给予积极评价。因爲“个体所有”这一政治目标的实现是和产权多元化同步进行的。尽管这一过程缺乏规范，但导致了一定程度的的自由。现在的问题是，这一自由是否能生长出一种理性的力量，使“王权”和资产阶级能坐下来进行“税率谈判”。人们必须清楚，是“税率谈判”而不是“均富革命”才是现代社会的产生的政治基石。而要实现这种理性的转型，就需要宗教精神和资本主义精神在中国发挥更大的作用，它不仅要战胜资本的儒家式的内敛，更要说服权力的法家式的饕餮。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刘晓庆案不仅是刘晓庆的个人悲剧，也是中国市场化改革进程的又一次挫折。
2002年12月21日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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