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們需要明確一個常識性的問題：什麼是稅及徵稅的合法性？稅就是指國民產品從個人或企業手中轉移到政府手中，其目的是支付公共費用。換言之，用於公共目的是徵稅的合法性。爲了保證這一目的，稅收制度就不僅僅是一個事實問題，更是一個權利問題。這一「納稅人的權利」一般來說需要有三個方面的法律保護。首先是「積極權利」，它表現為政治參與權和知情權，這方面的權利是通過代議制和言論自由等制度安排來保證實現的。其次是「消極權利」，即「無代表不納稅」（no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這一原則拉開了近代社會的政治序幕，它先是爲英國憲法的基本原則，後爲美國獨立戰爭的「政治常識」。最後，如果政府濫用權力徵稅，公民不僅有「不服從的權利」（Civil Disobedience），而且有抵抗暴政和重建合法政府的權利。
毫無疑問，中國政府不是一個代議制政府。在這一前提之下，它根本不具備徵稅的合法性。因此，政府對劉曉慶的「征服」就不是「顯示出政府對貧富懸殊問題的重視」，而是顯示出政府對自己和劉曉慶之間貧富懸殊問題的重視。同樣，劉曉慶根本不是偷「大家」的錢，因爲沒有任何法律理性使人們確信，這錢在此之前的「國有」狀態就等於是「大家」的，或者被「政府」收上去了以後能服務於「大家」的利益。上面那位教授說稅收用於「建橋修路辦教育」，這在一定程度上是一個迷天大謊。當然，不能說中國稅收一點也沒有用於這方面，但即使如此，這種「公共開支」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同樣是可疑的，至少對於不同納稅主體來說，是充滿爭議的。比如，黑龍江的納稅人有什麼理由爲北京「五環路」的建設付費呢？而全國農民有什麼理由爲城市的教育「埋單」？不過更重要的問題是，國家「轉移支付」中究竟有多大比例被用於具有爭議的公共事業上了呢？各種政府慶典會議之鋪張、行政開支、軍費開支的不合理增長、特別是「權貴私有化」和「取之於民用之於民」的各種「管制費用」，等等，不僅不服務於公共目標，而且是公共利益的敵人。在這種條件下，公民不服從具有自然法上的當然正義。
進而言之，無政治合法性的政府稅收不會是別的什麼，只是一種搶劫。它起源於軍事征服之後的「朝貢」，然後豐富於「初級地租」、進而吸收了「保護費」等徵收方法──但最後，它的不公義超越了上述三種非法徵收。「朝貢」在某種意義上仍然存在自願的成分，或者數量可能是有限制的。「地租」具有相當的穩定性，雙方當事人發生糾紛也可以得到更高的法律救治。「保護費」在某種意義上也服從習慣法關於「取人錢財爲人消災」這一不成文規範。但「政府」收稅呢？它是絕對強制的、它是缺乏合法根據的、它是只管收錢而不管消災的──不僅如此，它本身就可能是最大的災禍，而且當公民需要法律救濟的時候，它又把這種需要轉變爲一個「商業專案」。想想中國打官司之難吧！首先法律公開宣布不受理違憲性訴訟，其次司法和審批之公開費用和「灰色費用」令人望而卻步。
有什麼理由爲這樣一個「機構」付費呢？我承認在當下的「市場規則」之下，劉曉慶及其公司的收入未必沒有「問題」。然而，這不僅僅是劉曉慶的問題，劉曉慶不過是「竊珠者」，而更多的「竊國者」更可能在審判席上，在觀眾席上。退一步說，即使劉曉慶的收入是可疑的，但這錢放在劉曉慶那裡也比放在「國庫」裡更有合理性。首先，私人資本一般比「公共」資本更有效率。其次，至少這筆資金不會用於「社會穩定」，不會用於廣大「代表」們花天酒地，而更多的未成年少女就有可能因此倖免於難。再退一步講，這筆錢扔在街道上讓路人收拾也比放在國庫更公正──儘管路人不比劉曉慶更有理由獲得這1458.3元人民幣，但他們顯然比「政府」更有理由獲得這筆「無主之財」。當年，波士頓人民曾把港內船上的茶葉拋入海中，他們根據的就是這樣一種「選擇理性」。
即使是一個代議制政府，由於人的普遍侷限性和政治的侷限性，對徵稅也必須保持警惕。1849年，亨利-大衛-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向美國政府申明瞭一個著名的觀點：他不能向一個容忍奴隸制並且對墨西哥發動戰爭的政府交稅。我相信，在今天的中國，類似梭羅提出的理由何止千千萬萬。因此，中國人更有理由對唯一在要錢方面顯示出政府效率的「制服」們說不：「當我遇到的政府對我說：『把你的錢給我，不然就要你的命！』，我爲什麼要忙著給他錢呢？……我不能幫它的忙，它得自己想辦法。」（梭羅）不過，對於我們今天的「政府」來說，想辦法搞錢已經成了第一職業，成了政治本身，因此它並不缺錢，更不缺少「辦法」。這不是爲了要錢哭哭啼啼的美國政府、也不是爲了要錢不得已跟議會妥協的英國國王，而是一支因戰無不勝而離職的徵收隊伍。由於50多年前征服了這片土地，它先在計畫年代對國民財富實現了徹底的「集體佔用」，然後又在改革年代打算儘可能地實現「個體所有」。這就是問題的全部真相。
不過無論如何我們要對改革年代給予積極評價。因爲「個體所有」這一政治目標的實現是和產權多元化同步進行的。儘管這一過程缺乏規範，但導致了一定程度的的自由。現在的問題是，這一自由是否能生長出一種理性的力量，使「王權」和資產階級能坐下來進行「稅率談判」。人們必須清楚，是「稅率談判」而不是「均富革命」才是現代社會的產生的政治基石。而要實現這種理性的轉型，就需要宗教精神和資本主義精神在中國發揮更大的作用，它不僅要戰勝資本的儒家式的內斂，更要說服權力的法家式的饕餮。也正是在這種意義上，劉曉慶案不僅是劉曉慶的個人悲劇，也是中國市場化改革進程的又一次挫折。
2002年12月21日星期六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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