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父亲的声誉和人格魅力的感召，我们得到了海外诸多朋友的帮助，7个子女中的4人通过美国国务院中国科和美国驻上海领事馆拿到了签证，分二批赶赴美国。大哥东远和妹妹北珍，见到了临终的父亲。我和小弟殿右，则赶上了29日在法拉盛中央殡仪馆为父亲举行的基督教追思会以及由各界人士1千多人组成治丧委员会主办的追悼大会。
在签证面谈时，上海美领馆的签证官亲切地安慰我们说：“你爸爸去世了，不要太难过。你父亲在美国有很好的声誉。我们从报上、互联网上都看到和了解了。”正是爸爸的好声誉让我们在美国“9．11”事件后、签证控制特别严的情况下顺利地获得了赴美签证，见了父亲最后一面。
父亲的遗体被鲜花制成的花篮、花圈簇拥着、环抱着。大量诗歌、挽联悬挂在两边的墙上。前来吊唁的人群络绎不绝，其中有不少是从外州和外国赶来的。不少知名人士在会上赞美和颂扬父亲的人性和品格。有些人虽然观点与父亲不同，但他们仍敬佩父亲的无私无畏、对人真诚、坦然和虚怀若谷的精神，承认父亲是位铮铮铁骨的杰出人物。殡仪馆免费为我们提供大巴士。一位殡仪馆工作的陈小姐还自己出钱向父亲赠送了骨灰盒底座。在美国家里，每天吊唁、安慰的电话不断，经常收到各地寄来的信和汇款。那些天，美国的报纸和互联网上集中登载各种缅怀父亲的文章。在美国短短的日子里，我们感受到了来自世界各地人们对父亲的尊敬和爱戴。
我们的父亲是一个经历了风雨、遭受了各种磨难的不屈老人。他孜孜好学的精神、敏锐的洞察力、善良的爱心、豁达的心胸气度、吃苦耐劳、坚忍不拔、乐观的精神充满了他不平凡的一生。他的思想、性格决定他的行为。他有执着的人生追求。这使他放弃了高官厚禄，顶住了各方面的压力，面对批判、关押、流放，坚定地走完了他充满艰辛的一生。在每个艰难的时刻，是他坚强的信念和崇高的爱，让他度过了种种的难关。
父母十分爱我们，生了7个孩子也不嫌多。父亲给我们起名字就象做游戏一样，与众不同，把7个孩子名字中的一个字，按顺序串起来就成为“东南西北中左右”。我们从小在一个民主、自由、宽松、快乐的家庭里长大。父亲慈祥、可亲还具童心，跟孩子们没有距离。他工作、学习之余，常带我们去看电影、游泳、打乒乓。在3年自然灾害期间、没有东西吃、生活最困难时，父亲顶住别人的议论，坚决动用存款，高价购买食品给孩子们吃，因此7个孩子没有一个营养不良。
父母感情好，从来不吵架。好强的妈妈忍受不了上级要求她与父亲离婚以示划清界限的压力，病倒了。1965年，才45岁的妈妈就过早地离开了我们。我第一次看到爸爸流着泪对我们这群还不懂事的孩子们说：“你们没有妈妈了，是我害了她，最好让我死，让妈妈活就好了。”爸爸内疚地责怪自己给妈妈和我们子女带来了株连的伤害。从那后，爸爸又当爹、又当娘，独自一人承担起抚养、教育子女的责任。
文化大革命中，父亲遭受的磨难更多。造反派冲进家进行打、砸、抢。父亲被隔离、批斗。多少人过不了这个关，采取自杀方法来躲避。当大妹妹北珍担心地问爸爸“你会不会自杀”时，爸爸说，“王光美不会自杀。我也不会自杀。这不是错，是政治斗争，为啥要自杀。”在那个疯狂年代，爸爸与文联一帮“走资派”一起被关押、监督劳动。当他看到当代文豪巴金老先生被造反派从牛鬼蛇神队伍中叫出来挨训时，他一点也不惧怕，挺身而出，带讽刺地说：“你们造反派这样对待老人能多长久？。”言下之意是兔子尾巴长不了。造反派十分恼火，多次批斗他。每次造反派让他做喷气式飞机时，他们按着爸爸的头，两手反转，让他弯腰低头，不弯就打；爸爸挨着打，挺着腰就是不低头。批斗会规模最大的一次是被揪到天蟾舞台万人批斗大会上。那天，很晚了，还不见爸爸回来，大家在家着急等待。敲门声响了，大家一起涌上去，来的是一对老夫妇，父亲的老战友。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害怕受牵连，互相掺扶着来看望爸爸。他们对我们兄弟姐妹说：“要相信爸爸。他从小参加革命，他是好人。你们一定要相信他。”我们这才知道爸爸又被批斗了。送走了客人，大家更着急了。爸爸终于回来了。他跟平时一样，很平静，根本看不出刚刚被批斗过，只是头上多了一顶帽子。爸爸不经意地脱帽时，我们才看出他被剃了阴阳头。爸爸告诉我们，这次批斗会意外地却让一位一直要寻找他的老工人找到了他。这位老工人从批斗会上呼喊的“打倒ＸＸＸ”的口号中听到了父亲的名字，就一直守候着，直到批斗会结束，把爸爸接到他家去做客。这位老工人在解放初，听过父亲的报告，找到了工作，生活好了，一直想报答父亲。没想到在批斗会上找到了父亲，遂了心愿。这件事给了爸爸精神上很大的安慰。他在家又唱起了“谁愿意做奴隶？谁愿意做马牛？”的歌来调节自己被压抑的心情。
爸爸就是这样：自己忍受一切痛苦，不表露出来，不愿给亲人带来一丝烦恼。他在家总给家带来欢乐。妹妹北珍爱画画，一群爱画画的小朋友聚在家里画石膏和素描。每当爸爸做模特时，是最快乐的时候。他妙趣横生的故事吸引着孩子们，又生动、又含有教育意义；有时即兴编故事，《十二层楼广播电台》讲的是我们住的12层楼里发生的故事，而《打狗队的故事》是惩罚叛徒的真实事情。爸爸记性好，能背诵马列主义书籍中的片段。为了验证他的记忆力，他让几位小朋友翻开马列书第几页第几章对照，他开始背，还真的相差无几。爸爸有时考我们成语、地理知识、各国的常识。他和我们玩多种知识游戏。在那知识无用的年代，用这种方式，让孩子们学到了不少知识。爸爸没有大人的架子。他善于跟任何人相处，不论大人小孩都喜欢他。由于爸爸人际关系好，他处处能得到别人的帮助。当他被关在作协的牛棚里时，看门的伯伯、烧饭的师傅、清洁工人都会照顾他。一次，由于大妹妹下乡劳动，没人给爸爸送东西。当小妹妹送东西去时，他们狠狠地责怪了妹妹：“哼，你们为什么不来送东西，你爸爸是好人，为什么不早点来？”爸爸从监狱里出来后，被勒令监督劳动，扫大楼和院子。每当爸爸去扫地时，妹妹六六就说：“我去扫”；她一扫，楼里的小孩子们都来帮忙，时间一久，这不成监督劳动而成了孩子们的义务劳动了。大妹妹北珍管家，在爸爸银行存款冻结、每月只有50元生活费的日子里，妹妹总把每月每人3斤的好大米及有限的好菜给劳动的爸爸吃。子女的孝心和爱使同劳动的别人羡慕不已。造反派每次勒令爸爸写检查，为了能通过，总有女儿代写，因为爸爸只会写他真实的想法。他压根不知道如何写才能达到造反派的要求。动乱、艰难的生活使一家人感情更深厚。孩子们的爱给爸爸极大的安慰。
文化革命中，我3岁的儿子贾浚寄养在上海，送全托幼儿院，外公去接送。爷、孙之间有着深厚的感情。每星期爸爸都会给我们写信，描写孩子的一举一动。信象写小说一样，生动有趣，以解我们的思念之情。他用这种方式继续不断地练写文章。
爸爸生活简朴、一贯节约，但他帮助别人却很大方。楼上孩子有病，需要软床，爸爸把家里沙发搬去给他用。经济上爸爸一直供养朋友的女儿，让她完成大学学业。在美国，生活十分拮据时，他也省吃用，把积存下来仅有的1,000美金捐给了国内的希望工程。他的为人、人品都传给了我们。爸爸不贪图荣华富贵，他要的是充实的精神生活。他说文革动乱，七个孩子没学坏，都成家立业，是他最大的安慰。
爸爸与冯阿姨的10年恋情使他们在结婚时得到了子女的支持。子女陪着二老去结婚登记，赢得了别人的赞许。爸爸赴美后，我们远离了父亲，只能让冯阿姨照顾年迈的老爸。我们只能通过电话联系，盼望父亲早日回来，再享受那天伦之乐。这愿望被无情的肺癌夺取。
父亲在国外近10年的生活，他的所作所为在追悼会上得到了众人对他的赞美和认可。人往往盖棺论定。我可以这么说：我们的父亲是伟大的，是我们心中的一块丰碑。爸爸，你安息吧！
（转自民主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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