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中国宣告死症——读郑义的《中国之毁灭》

一个国家的发展及其国民的成长，与政府对国情的估计以及知识界灌输给国民的国家形象有十分重大的关系。如果政府摸清了自己的家底，且能实事求是地向人民讲清楚所有的情况，即使业已存在种种危机，也会有计划地逐步走出劣势，进而向优势转变。在能源危机而环境意识空前高涨的今日世界上，除非国家领导人缺乏起码的知识或主管部门的官员不称其位，恐怕很少有哪个政府不懂得限制资源的开发和加强保护本土的环境。

不幸我们中国的情况自中共建政之日起即踏上了失控的歧途。像我这批五十年代进小学读书的一代人，从小都是在中国地大物博，“六亿神州尽舜尧”这样的国家自豪感熏陶中成长起来的。地理课告诉我们，中国除了领土比苏联小，其它的似乎无论什么都是最多。那时候拖拉机把处女地开成农田，原始森林一片片伐倒，水库大霸拦河建立起来，在中国人的观感中都充满了革命浪漫的气势，都是与天地奋斗其乐无穷的象征。甚至林立的烟囱冒出滚滚浓烟，在诗人的笔下都成了一朵朵黑牡丹向天空轻盈地绽放。人家苏联二战后人口锐减，所以要奖励母亲英雄。可悲的是，本该大力控制人口的中国竟也紧跟老大哥照学不误，直至放开生孩子生了近三十年，有一天发现所谓的“人多人手多”并非好事，这才强制性推行起计划生育的政策。接着引入了人均数字的概念，从前那些让中国人自豪的大数字经过更庞大的人口一除，面对无论什么都排在后面的统计一览表，中国人终于看到了五十年代宣传的虚妄及政策制定者的愚昧无知。原来我们的资源不惟不富裕，且正趋于耗竭，进入二十一世纪，整个的生态环境已到了濒临崩溃的地步。在郑义最近出版的《中国之毁灭》一书中，这一宣告死症的紧急报告得到了发聩振聋的揭示，特别对于造成诸多恶果的原因，书中更有大量深刻的剖析。因此我要向读者郑重推荐这本重要的新书，不管你意识到还是没意识到中国生态的危机状况，读了郑义的书都会加深你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与众多的海外华人一样，从局外反顾故国的灾难，郑义也获得了一种洞若观火的距离。但与相当一批隔岸观火者的冷漠态度不同，郑义对发生在中国的事情一向都表现得满怀的忧心如焚。他人虽出来了，整个的关怀依然在那块厚土上。这正是小说家的郑义变换写作方式，选择写非虚构作品，穷数年之力搜集和筛选了那么多统计资料的动力。他说他为一项数字的核实，有时甚至花费一周的时间。也正是付出了如此艰辛的劳动，他终于拿出了一部让翔实的数字和具体的个案直接向读者说话的巨著。

如果你至今还沉迷于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辽阔及其“江山如此多娇”的画面，请你认真对待郑义几乎是一项项拿刀子刻下来的数字：首先，中国的水土流失面积已达367万平方公里（占国土38.2%）。仅中共建政四十多年来，年均新增水土流失面积便达5.35万平方公里。（郑书，页45）其次，荒漠化土地面积增长到262.2万平方公里（占国土27.6%），其中94.5%都是人为因素造成的。（页59）最后，在剩下3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人口却成倍增加，于是“在不足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我们的人均生存空间已被压缩到原来的1/5。”（页67）此外，在全世界26个人口超过五千万的国家中，中国的人均耕地面积位居倒数第三，而近年来，每年减少耕地竟达7900万亩之多（页89、91）。中国的国土总面积固然很大，但真正适合中国人居住的生存空间的确越来越狭小了。就是这些日益缩小的空间，其它方面的情况还在不断恶化，让我再往下摘录郑义提供的数字，：其一，江河湖泊在大量干涸，五十至八十年代，溃决堤坝达2976座，年均100座（页140）。其二，污水横流，每平方公里的污水负荷量为世界平均数的16.5倍，全国五万公里主要河流的3/4以上都污染到不生鱼虾的程度（页165、166），近海均受污染，渤海几成为死海。其三，城市大气污染全球第一，“如果打破国家界限，仅以污染程度排名，则前二十名可能绝大部分为中国城市所囊括。”（页192）其四，到处垃圾堆积如山，因堆放垃圾而每年废弃土地10万亩。（页205）其五，狂捕乱杀野生动物，五十年来，造成大量动物灭绝或濒临灭绝。其六，人均能源储备不及世界平均值的1/2，而单位产值能耗则高达世界平均值的三倍。按郑义的算法，中国现在正以高于全球其它国家六倍的速度走向资源的耗竭。（页267）太多的数字看得人实在揪心，从正文到脚注，字里行间，报警的数字滚烫地布满了这部六百余页的厚书。在此，郑义是以医生诊断病体的认真出示这些病变数据的，也是以绝不隐瞒的见证来列举国人自己作下的罪孽的。郑义的揭发可能会刺痛某些讳疾忌医者的情绪，可能会让他们觉得郑义的话有些耸人听闻，甚至会惹得某些“爱国贼”指责他乱拿洋人的标准裁夺中国的国情。然而有人不以为然也好，有人坚持“发展是硬道理”也好，甚至有人唱“先污染后治理”的调子也好，中国的生态列车奔向卡桑德拉大桥的趋势则是任何人的否认或无视遏阻不住的了。

二十世纪前半期，中国人曾因列强的入侵而产生过亡国亡种的恐惧，激进的知识分子们以为只要中国富强了什么都会好起来，结果祭起了共产党这一面不祥的红旗。外侮是抵御过去了，没想到以抵御外侮的名义而专起政来的党国体制却在全国范围内制造了千百倍惨烈于外侮的全民自侮。昔日的外敌对中国其实仅造成了皮毛的伤害，外敌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成了阶级斗争论者发动国人自相残杀的借口。五十年代以降，几乎谁也没有注意到，中国在强大起来的同时，也一步步踏上了自毁之路。从《山坳上的中国》到郑义这部新作，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发出了新的救亡呼声：这就是警告当局和国民，中国正在自取灭亡。在郑书的后半部，作者以充分的事实和分析向我们说明，导致并加速国人自毁的致命因素正是中共的党国体制。

应该承认，现代化乃是全球生态恶化的根本原因，中国当然也不例外。但在资本主义自然发展的西方国家，上有私有财产法权的制约，下有市场经济的自动调节，工业化早期的掠夺性开发早已得到抑制，现代的环境科学和生态观正是西方国家从自己制造公害的经验中总结出来的教训。五十年代工业化起步之初，中国政府本有这方面的教训可资参考，完全可以避免或减少某些巨大的破坏。但中共始终采取“高速增长”的政策，且常根据最高领导人一时头脑发热的想法大搞所谓“赶超战略”，由此一误再误，从大炼钢铁到如今的三峡工程，无数的大型工程盲目上马，都对自然环境造成了不可弥补的破坏。搞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不知道有多少建设都是在破坏环境的进程中完成的。郑义在自序中明确指出：“‘公有制’，特别是‘两权分离’的‘公有私营制’乃是生态环境的第一杀手。‘改革开放’以来实行的所有权与使用权之分离，造成了史所未见的环境与资源破坏，从而把一个尚有希望的中国引向毁灭。”（页14）这一提法是郑书的一个重要发现，我在此有限的书评中无法展开评述，读者自可在原书中读到深入的分析。两权分离的恶果是，无论集体还是个人，为达政治或经济的目的，都采取了不计成本和后果的做法，掠夺性的短期行为比比皆是，因为土地、水域、树木和矿藏是公有的，人皆知从中取利，却无人负遗害他人或后世的责任。此外，郑义在书中首次应用了生态经济学的方法，他给我们算了一笔惊人的生态账。他提醒我们，计算国民总产值，还应把浪费、破坏了的资源环境折合成资金计入成本。据郑义的统计，“近年来的‘高速增长’背后，资源与环境的浪费与破坏竟高达每年21万亿以上。”（页555）要知道，1997年中国国民总产值仅7.48万亿元。显然，所得愈多，所失愈甚。得了眼前利，荡掉的却是中华民族活命的老本。这样走下去，诚如郑义在书末所言，中国的毁灭真是在劫难逃了。

在列举了郑书对生态环境的制度性破坏所作的各项分析之后，我还想提出一点小小的补充，其实郑义在他的小说《神树》中已触及了这一问题。生态的破坏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和国民心态的败坏同步严重起来的。从前的中国人普遍是敬天而爱物的，在我幼年的记忆中，对任何伤害生命或浪费物质财富的行为，周围的大人常常都自然而然发出“造孽”或“暴殄天物”的指责。那时候多数人的生活虽然并不富裕，从今天的科学主义眼光来看，他们甚至都显得过于迷信，但在他们自身经济或知识的有限性中，过去的人却维持了某种古朴的崇敬感。他们并不懂得环境科学，然而华夏的山林水草及珍禽异兽正赖此低度开发的生活方式才得以千百年保持下来。如今，大概是非断送在这唯物和科学得够贪婪、够残忍的后代手中不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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