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稼祥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有许多长期从事农业问题研究的同班同学；1987年受当时中央领导之命，前往调查农村主要作物起伏过大的原因；1989年后，他从事过多种职业，也接触过农民。
吴稼祥认为，中国的农民问题实质上是社会主义制度中的三座大山。第一是国家为维持庞大的不以盈利为标准而组建的国营工业体系而榨取农民收入以提供补贴。改革开放后，由于企业进入市场，自负盈亏，这方面压力减少了。
但第二座大山，庞大的官僚体系仍然在压榨农民。他举例，县及县一下干部经常发不出工资，就到农村去吃喝。搬掉这座大山应当通过实行联邦制来实现。这与道家“小国寡民”的思想相通。根据老子，在一定的农业生产力水平，只能养活一定的人，官员应当越少越好；因此，应当缩小国家规模。在今天的世界，不可能将中国分为许多小国来减少国家职能，但可以通过联邦制，减少许多国家职能和相应机构、人员，从而减少开支，降低官僚人员开支对农民压榨的需求。
吴稼祥先生目前主要研究如何以联邦制解决中国具体问题，上述想法是他研究联邦制对农村影响的心得。
第三座大山是各方面的寻租行为对农民的盘剥，应当通过土地私有化和允许自由转让来解决。根据周其仁先生的研究，土地权力包括使用权、转让权和食利权；其中的任何一项受限制都会影响土地收益；因为土地不是私有因而不能转让，土地收益不能最大化，农民客观上减少收入。
另一方面，中国经济改革后，土地产权不归农民，但使用权却可以有限转让；这使得各界得以通过寻租行为，影响政府决策，在不规范转让土地使用权时攫取土地收益，从而减少农民的可能收入。大量的房地产投机生意就是这类事例。
目前，政府不放开土地私有和转让，一方面是通过坚守最后一道意识形态防线表明其“社会主义性质”，另一方面，则是为政府留下最后的财政收入的可能来源以填补解决金融投机等危机所需的资金缺口。这类寻租行为和政府转移财政负担给农民的措施，不仅损害农民利益，而且极大地腐蚀了政府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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