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 年,在前蘇聯莫斯科紅場舉行的遊行。(圖片來源:Express/Archive Photos/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3年4月17日訊】根據1992年發表在《美國公共衛生雜誌》上的一項研究,蘇聯公民自殺率明顯高於美國。1984年,發生在蘇聯的總體自殺率為每10萬人31.1人,而美國為每10萬人12.3人。
另一項發表在《柳葉刀》雜誌上的1995年研究分析了1970年至1990年間蘇聯15-24歲男性的自殺率。研究發現,這個年齡段的自殺率從1970年的每10萬人20.8人劇增至1990年的每10萬人34.9人。這個比率明顯高於西方國家(如1990年英國同年齡段的自殺率為每10萬人11.5人,德國為每10萬人22.1人)。
世界衛生組織(WHO)1988年的一份報告顯示,蘇聯的自殺率在世界上排名第三,僅次於匈牙利和芬蘭。相比之下,大多數西歐國家的自殺率明顯較低。
根據1990年全球疾病負擔研究的數據,蘇聯的年齡標準化自殺率為男性每10萬人48.6人,女性為每10萬人10.0人。這些比率高於美國(男性每10萬人21.8人,女性每10萬人5.2人)和大多數西歐國家。
經濟困境與生存掙扎
蘇聯的經濟體系以國家對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和控制、中央計畫和沒有自由市場為特徵。這種制度導致了經濟停滯、低效和普遍貧困。因此,許多家庭無法滿足孩子的基本需求,年輕人往往在為生存而掙扎中感到不堪重負。
尤里,一位蘇聯制度的倖存者,回憶起他的童年經歷:「我的家庭住在一個狹小、破舊的公寓裡,我們經常沒有供暖或熱水。食物稀缺,我們排著長隊領取微薄的麵包和牛奶配給。為基本生活必需品而不斷掙扎讓我感到絕望和無助。」
個人自由的缺乏
在蘇共製度下,個人的自由和自治受到很大限制。國家控制著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教育、就業甚至休閑活動。年輕人常常被迫遵循該政權的嚴格期望,扼殺了他們的創造力、抱負和個性。因此,他們經歷了強烈的無助感、挫敗感和絕望感。
在蘇聯長大的年輕女子斯韋特蘭娜分享她的經歷:「我有夢想和抱負,但制度左右了我的生活。我在教育或職業方面沒有選擇,我的意見總是被壓制。我感到窒息和受困,無法掌控自己的命運。」
政治壓迫與恐懼
蘇聯以政治壓迫和對信息的嚴格控制而臭名昭著。持不同政見者經常遭到逮捕、監禁甚至處決。這造成了一種恐懼的氛圍,公民們不斷擔心自己和親人的安全。
阿納托利,一位前蘇聯持不同政見者說:「對國家的恐懼無處不在,影響著所有人,包括年輕人。我們生活在對秘密警察的恐怖中,知道一個小失誤可能帶來嚴重後果。這種恐懼壓在我們的心頭,加劇了絕望的整體感受。」
心理健康資源匱乏
蘇聯的心理健康護理嚴重不足。精神病學高度政治化,持不同政見者經常被貼上精神病的標籤,被強制關入精神病院。此外,蘇共政權將精神疾病視為軟弱的表現,使人們不願尋求幫助,進一步污名化那些與心理健康問題鬥爭的人。
在蘇聯行醫的精神病醫生亞歷山大博士解釋說:「國家對精神病學的控制和圍繞心理疾病的污名使年輕人難以獲得他們急需的幫助。廣泛的缺乏理解和同情心進一步加劇了青少年心理健康危機。」
壓迫性制度的後果
這些因素的累積效應導致了蘇聯許多年輕人的悲劇結局。面對經濟困境、個人自由的缺乏、政治壓迫和心理健康護理的有限獲取,他們往往認為自殺是擺脫無法忍受的現實的唯一出路。
伊戈爾,一位蘇聯制度的倖存者,回憶起他失去的密友:「我的朋友阿列克謝再也無法承受壓力和持續的恐懼。他感到受困,有一天,他放棄了。他的自殺對我們所有人來說都是一個震驚,但與此同時,我們理解他的絕望。我們每個人都以自己的方式掙扎,而對有些人來說,負擔實在太重了。」
責任編輯:夏新
短网址: 版權所有,任何形式轉載需本站授權許可。 嚴禁建立鏡像網站。
【誠徵榮譽會員】溪流能夠匯成大海,小善可以成就大愛。我們向全球華人誠意徵集萬名榮譽會員:每位榮譽會員每年只需支付一份訂閱費用,成為《看中國》網站的榮譽會員,就可以助力我們突破審查與封鎖,向至少10000位中國大陸同胞奉上獨立真實的關鍵資訊, 在危難時刻向他們發出預警,救他們於大瘟疫與其它社會危難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