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市裡在原建工學校召開寬嚴大會，確有因喊錯口號被判了重刑，記得還有個女的給槍斃了。
「文革」是一場空前的大災難，是充滿血腥、荒唐的一段歷史，我們這些從「文革」走過來的人有責任阻止它的重演，那只有一個辦法，就是把「文革」的醜陋和邪惡記錄下來，留給後代，從中接受教訓。
「文革」荒唐事比比皆是，我寫下幾件親身經歷的小事也許微不足道，但可以從一個側面瞭解這些荒唐事的可笑、可氣和可悲。這些事，兒輩或許多少知道一點兒，孫輩可能完全陌生了，一定以為奶奶為他們講「天方夜潭」的故事，故而把這些血淚斑斑的殘暴行為命名為「文革逸事」，讓後人來評說吧。
一、初嘗游鬥
1966年6月1日深夜，工作了一天的人們已經進入了夢鄉，這時，突然響起了急促的敲門聲，學校司機老趙開車來外專宿舍樓接我和老伴以及其他幾位總支委員，參加學校黨總支緊急會議，傳達第二天即將見報的北大聶元梓等7人一張大字報的消息，並研究應對措施。9個總支委員誰也沒有經歷過這個陣勢，你看我，我看你，不知道說什麼好，整整一宿，也沒有討論出結果來。當第二天新聞聯播播出這張大字報和《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的評論員文章後，學校裡立即亂作一團。不久，學校停課，學生造反，揪鬥校系領導，衝擊各級組織，黨政工作陷於癱瘓，接著運動步步升級，一發不可收拾。當時，我是學校團委書記，直接面向廣大青年師生，我又愛和青年人聊天，結識不少青年朋友。可是，「文革」風暴一來，說外專執行的是劉少奇修正主義的建團路線，我這個團委書記就成了推行修正主義建團路線的急先鋒。我結識的一些青年朋友都起來反戈一擊，給我糊了一個一米多的高帽子戴上，拉出來在校園裡游鬥，這可是外專戴高帽遊街的第一個「走資派」，我心裏又怕、又羞、又惱，真是斯文掃地，恨不得有個地縫鑽下去。好不容易游鬥完了，放我回家吃飯，老伴已為我煮好一大碗麵條，還特意放了兩個荷包蛋，但我卻一點食慾也沒有，腦子裡一片空白，一句話也沒有，兩眼發直，呆坐在沙發上。這時，老伴從他的臥室拿出一個自己糊的高帽子，同我戴的那個差不多，強作笑顏地對我說：「明天要是再游鬥，我戴這頂陪你游」。我忽然感到有了依靠，痛苦、煩惱一下子全消失了，端起麵條碗，吃個淨光。這時我才發現，老伴兩眼都含著淚花，是無奈的淚，也是痛苦的淚。我心裏有了底，不再懼怕戴高帽子游鬥，而外專的學生都是剛從國外回來的華僑學子，膽子比較小，也比較克制。有些人也許覺得游鬥不大過癮，就召開全校大會批判，會場一片打倒聲，還讓我第一次嘗到坐「噴氣式」的味道：彎腰90度，臉望前方，雙臂向後高舉。大會點名要我老伴上臺揭發，老伴照著報紙口徑批了一通修正主義後，竟為我表起功來，說我來學校剛一年，作了多少事情，都是根據黨中央指示做的，誰能知道是修正主義呢？未等他講完，就被「革命」群眾轟下臺去，我心裏暗自發笑，心想，你這個書獃子，現在是什麼氣候，還在表功，有你好看的。果然，沒有多久，老伴也成了被批鬥的對象，而且比批鬥我還厲害。
最讓我想不到的是，我精心培養的一個團委接班人反戈一擊，竟信口雌黃，把我苦口婆心勸他安心團的工作，並現身說法，服從組織分配，34歲還作校團委書記的工作，說成是以資產階級的功利主義拉攏他。他家在農村，生活很困難，我主動借給他60元錢讓他寄回家應急，說我拿臭錢腐蝕他。要知道，那時的60元錢，可是一個大學畢業生一個多月的工資啊。遺憾的是，這位同志「文革」後沒有對我說過一句表示歉意的話，也從不提60元借款的事，可見，「文革」把人性扭曲到什麼程度。
二、「三家村」和「夫妻店」
「文革」開始，北京市就揪出吳晗、鄧拓、廖沫沙「三家村」，各地、各單位都如法炮製，外專造反派也不甘落後，就把我和老伴，再加上副校長劉質毅(原湖南株洲市委副書記)三個人打成外專的「三家村」，理由似很「充分」，因為我們三人都是從對外經委調來的，又都是長期從事政治工作，按造反派的說法，執行的都是修正主義路線，必然臭味相投。但批來批去，除了幾頂嚇人的大帽子外，沒有什麼實質性的問題，更揭發不出有份量的反黨材料。於是造反派就別出心裁地提出批周宗賢、封佩玲「夫妻店」。要說「夫妻店」，自有造反派的說法，因為我們是從廣西南寧調京的，「文革」乍起，廣西大亂，分成「聯指」、「4·22」兩派。那時，時興大串聯，兩派都有人來京，我和老伴都特別好客和念舊，不論哪派，只要找上門來，都熱情接待，或吃頓飯，或住上幾天，只談友誼，不談派性，也記不清招待過多少撥，多少人。那時最感困難的是糧票不夠用，因為吃飯買糧要糧票，有些避難來京的同志，來不及帶糧票，我們只好東挪西借，往往是寅吃卯糧，有時實在接不上頓，就和老伴帶上兩個孩子串親戚找頓飯吃。沒有想到，這種同志之間的正常交往和友誼竟引來了大禍。由於謝王崗同志在我家住了一個多月，袁家柯、羅麗華同志住了十多天，我和老伴都成了十惡不赦的罪人。謝、袁兩位同志，都是我們尊敬的老領導，謝王崗還是我和老伴結合的「紅娘」，袁家柯更是老伴的入黨介紹人，以正常的眼光看，是很自然的友好交往，有什麼可以非議的呢？何況，任何朋友來家住，我們都按規定如實向派出所申報臨時戶口。可是沒過多久，謝王崗、袁家柯被康生點名扣上特務和死不改悔走資派的帽子，造反派對我和老伴的批鬥大大升級了，我倆都成了包庇窩藏壞人的現行反革命分子，我們家成了窩點，並被造反派戴上「周封夫妻店」、「黑店」的桂冠。這時就不光是文鬥了，還受了不少皮肉之苦，老伴被打、被虐成疾，1971年4、5月份在積水潭醫院急診收治住院，生活不能自理，長達4個多月。我每天要在「五·七」干校勞改，接受批鬥，又惦記醫院的老伴和在家裡無人管的兩個幼子，身心憔悴。有一天，從干校回家，聽我12歲的大兒子說，家屬造反派斗了他幾天幾夜了，說一個造反派的兒子丟了10元錢，他是反革命的「狗崽子」，一定不是好人，非逼他承認偷了這10元錢，不承認不給睡覺，還威脅送他去派出所勞改。我最瞭解自己的孩子，街上撿到一分錢都送到警察叔叔那裡，我們的工資都放在家裡明顯的地方，也從來沒少過一分錢，可是那時就是造反有理，無法無天，造反派說你是壞人，不是也是。我心疼孩子受委屈，違心地拿出10元錢給那位造反派「夫人」，並狠狠心，把大兒子送到河北遷安的親戚家，把只有8歲的小兒子送回河南老家。在那個年代，對自己的孩子，不僅不能給予保護，甚至難以撫養。送別兒子的滋味，別提多難過了，可又有什麼辦法呢！
三、劃界限
康生點名批判謝、袁後，外專的造反派和軍工宣隊認定是他們立功的機會來了，抓了兩條「大魚」，他們很懂「策略」，先把我老伴關進「牛棚」，不給自由，不給見面，背對背地交代揭發，規定每月只有一次給老伴送糧油票和日用品的機會，每月見面時，後面總跟著造反派或軍、工宣隊隊員，生怕我們串供。說來奇怪，只要看上老伴一眼，互相交換一下眼神，就覺得放心了，沒事。幾個月也搞不出他們需要的材料，於是，他們又玩了一手，要我同老伴劃清界限，說：「周宗賢是鐵板釘釘的現行反革命分子，是謝、袁反黨集團的骨幹分子，你是受矇蔽的，性質不同，是人民內部矛盾，要大膽揭發，劃清界限。」見我還是揭不出老伴的反黨材料，造反派進一步逼我說：「你是要黨籍，還是要周宗賢。」我毫不含糊地說：「我要黨籍，也要周宗賢。」造反派實在逼不出東西來，就滿校園糊大字報，說我劃不清界限，死路一條，死定了。後來，老伴從牛棚裡放出來，造反派對他採取的是同樣拙劣的辦法，同樣是一無所獲。
四、封鬼
外專軍、工宣隊和造反派在學校弄不到他們需要的材料，就派出不少人外調，不知道他們在南寧外調時怎麼聽說我在學生時代有個綽號：「封鬼」，以為可找到了一個過硬材料，能置我於死地。其實，「封鬼」是南寧解放前我搞地下學運工作時，戰友們對我的昵稱。在國民黨統治區搞地下工作，要冒著殺頭的危險，這就要求地下工作者既要有敢於鬥爭、不怕犧牲的革命精神，又要有善於鬥爭、保護自己、打擊敵人的手段。「封鬼」就是戰友和同學們對我這段表現的肯定，它是機警的意思，又含有一種樂觀向上、幽默浪漫的意味和同志間的親切感。塵封的記憶，本算不了什麼，更沒有表功的意思，但我萬萬沒有想到，某些人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竟把具有革命含義的稱謂誣稱「風流」的意思，並藉此攻擊污蔑我有作風問題，妄圖把我的革命鬥爭史篡改為「風流韻事」史。他們為了打倒我，可謂處心積慮。但南寧外調材料絲毫幫不了他們的忙，於是，他們只有編造謊言了。謊說南寧沒有地下團的組織，說我歷次交代參加過地下團是假的，搞地下活動是無中生有，是欺騙組織，混入革命隊伍，以他們編造的謊言激發群眾的義憤。真是為達到目的不擇手段。他們已不顧做人的起碼良知了。批風流鬼批不下去，於是又把「封鬼」說成是「瘋鬼」，要我交代瘋狂反黨、反人民的罪行，不然，為什麼叫「瘋鬼」。我說是封佩玲的封，不是瘋狂的瘋。造反派說，不管哪個封，你就是瘋狂，不交代瘋狂，就是不老實，過不了關。如此強詞奪理，不講道理，已是司空見慣。你批你的，我就像沒聽到一樣，思想早開了小差。
五、禍從口出
「文革」那些日子，沒完沒了的交代檢討，早請示，晚匯報，挨斗挨罵，老伴關在牛棚，兩個幼子都送去遠方，牽腸挂肚，內外交困，我又嚴重失眠，精力不集中，可是大會、小會都要你發言、表態，我只好按報紙登的文章的口徑講，有時就念報紙，還生怕念錯了。有一次小組會發言，我把《人民日報》社論中劉少奇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念成劉少奇革命路線，出現了口誤，這一下，小組會立即炸了窩，我還未反應過來，就有人把我從座位上揪起來，低頭、認罪。第二天，又開了專門的批鬥會，要我交代頌揚劉少奇，公開唱反調的罪行，交代反動思想的根源，說我骨子裡反毛、反黨、反人民。其實，就是口誤，念錯了，哪有什麼反動思想，更找不出反黨的思想根源，只好認罪，任你批，任你鬥，大會、小會，批個沒完。這時，軍工宣隊為了擴大「戰果」，製造恐怖氣氛，就利用這年8月31日部分青年學生同幾個科室幹部發生口角，誣陷這些學生搞打、砸、搶，定性為反革命，人為製造了一起「831反革命事件」，企圖把這起事件同「劉周封三家村」掛起鉤來，掀起更大的批判鬧劇。每次批判，自然要我聯繫自己表態，我心裏想，再不能走神，再不能念錯字了，一邊字斟句酌，一邊心裏嘀咕，可就是越擔心，越出事，鬼使神差，把「831」反革命事件口誤念成「8341」反革命事件。這一下，可不得了了，「8341」是保衛中南海的解放軍，說「8341」是反革命，就是反軍，十足的反革命，聯繫我上次的口誤，罪加一等，有人當場就要定我為現行反革命分子，建議立即開除出黨，交群眾專政，也有人要揪我去專政機關。沒隔多久，市裡在原建工學校召開寬嚴大會，確有因喊錯口號被判了重刑，記得還有個女的給槍斃了。造反派就地開了我的批判會，說我也夠槍斃的，要我交代反動思想和背景，是誰指使的，似乎我是故意的，不可能是口誤，是反動本質的反映，真是有口難辯。這時，心裏已經沒有了怕，只覺得好笑，歷史上的文字獄，還有個文字憑證，可沒聽說口誤罪，真是「文革」的新發展、新事物，其荒唐程度，達到了登峰造極。
六、抄家
在我的記憶中，抄家往往同滿門問斬聯繫著，是從舊小說和歷史故事中知道的，可是到了「文革」時代，抄家成風，隨處可見，就見怪不怪了。運動開始，我和老伴都成了「走資派」，自然免不了被抄家，幸好我們提前聽說要破「四舊」，早早就把多年積累的工作筆記、生活日記、親友來往信件，以及一些舊照片，一把火燒光了。我從廣西帶來的幾大箱書籍，除了幾本愛讀的詩詞和古典名著外，也全部當廢品處理了。所以造反派抄了幾次家，翻箱倒櫃，什麼也沒得到，只是有一次，一個帶著紅衛兵袖章的「小將」，順手牽羊把我僅存的幾本古詩抄走，還教訓我說：「放著毛主席的紅寶書不看，淨看這些‘四舊’的書，反動透頂」。在那個時候，實在是有理說不清啊！當謝、袁事件出來後，造反派把我和老伴劃為謝、袁集團的骨幹分子，把我們家說成黑窩點，抄家更成了家常便飯。軍、工宣隊的隊長當面告誡我，家裡來人要向造反派、居委會和派出所報告，晚上家裡不能鎖門，隨時叫，隨時開門。可巧，有一天，南寧一位自報工廠團干的青年來我家，說是來北京上訪反映情況的，因未帶糧票，錢已花光，兩天沒吃飯了，不得已，來求老書記(來不及問他在哪裡打聽到我這個原南寧團市委幹部的)給頓飯吃。這時，我聽他講家鄉話，又動了惻隱之心，但如實告訴他，我這裡危險，正審查我們，來人要報告居委會、派出所的，你吃過飯趕快走，免惹是非。他說：「我來北京向中央文革反映情況，不怕的。」我一面趕快做飯，一面叫老伴向居委會報告。飯好了，叫這位客人先吃，看他狼吞虎嚥的樣子，真的是餓壞了，怪可憐的。可是剛吃了一半，居委會帶兩個民警就來了，要查戶口，聽說是廣西來告狀的，立馬要帶走。來客說等把這碗飯吃完，硬是不讓吃就帶走了。以後再沒有這位朋友的音信，也記不得他的名字和工作單位了。還有一次，一位朋友來看我，訴說「文革」各自的遭遇，唏噓不止。正在這時，幾個紅衛兵闖了進來，這裡翻翻，那裡敲打敲打，連大衣櫃裡的衣物也都掀了出來，我這位身高體壯的朋友實在看不過去，大聲斥責他們說：「你們要幹什麼？你們是什麼人？是紅衛兵？告訴你們，我是老紅衛兵，是紅衛兵的頭，八代貧農。」說著揚了揚手上的紅衛兵袖章，他們見這個「八代貧農」的紅衛兵頭，氣勢洶洶，趕快灰溜溜地逃了。事後我問他，你不是資本家出身麼？怎麼成了貧農，又哪裡有個八代貧農？從哪裡來的紅衛兵袖章。原來紅衛兵袖章是小兒子在院子裡撿的，正準備送到居委會，就放在桌子上，這位朋友急中生智，就上演了一出上述活劇。
七、積肥小組長
歸納我的「罪狀」，造反派和軍、工宣隊定我為現行反革命分子，作人民內部矛盾處理，但帽子拿在群眾手上，不老實就給戴上。「定性」後於1970年6月跟隨革命群眾到西城區「五·七」干校勞動改造。不用說，我這樣的專政對象要干最苦、最累、最髒的活，種水稻、平地插秧難不倒我。造反派又生一計，在抬土造地時，找一個身體最棒的男勞力同我一組抬土，土筐壓得實實的，又叫那個男勞力跑快一些，一天下來，我身子簡直要散架了，躺下去就起不來了，飯也吃不下，可能有好心人對這樣虐待一個專政對象看不下去，第二天為我換了工作，我才沒有倒下去。
造地種水稻離不開肥料，打掃廁所糞便，積肥，自然落在專政對象身上，於是成立了一個專門打掃男女廁所的積肥小組，有四五個男的專政對象，卻單單派我這個女的當積肥小組長。現在當一個什麼長都有點權力，可那時的組長只有帶頭的份，干不好就開田頭批判會，我不但要帶頭打掃女廁所，也要帶頭打掃男廁所。說到這裡還鬧過一次笑話：有人到男廁所如廁，老遠聽到男廁所裡傳出女人說話，就沒敢過去，因為那時人們對階級鬥爭的弦繃的挺緊，有人疑神疑鬼，動不動就抓階級鬥爭的新動向，男廁所裡去了女人，那還了得，趕緊向領導報告，要去抓「流氓」。待他們拿著木棒煞有介事地趕去時，見積肥組在女組長的帶領下正緊張地出糞，好生沒趣，只好悻悻地離去。
八、誰為我「平反」
1972年，「五·七干校」一位領導找我談話，說是對我寬大處理，過去說的留黨察看、開除黨籍、現行反革命都不算數了，但還留個小尾巴，說運動中有錯誤。我問是什麼錯誤，這位領導說：「把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說成革命路線，831說成8341，雖屬口誤，但也是錯了，怎麼說沒一點錯呢！」這種強詞奪理、偷換概念的拙劣手法，還是出自一個自認很革命的領導幹部，不能說不是「文革」的悲哀。我就是帶著這個小尾巴分配到北京市112中學擔任校革委會和黨支部的領導工作，以後又多次調動：區黨校、區財貿干校、區房產落實辦公室、區委財貿部，還參加一年農業學大寨工作隊的工作，最後於1983年提前離休。
我在「文革」中是受害者，身心俱損，兩個兒子受牽連，「文革」後工作頻繁調動，未能盡我力量去工作，實感遺憾。更為遺憾的是：對我的冤案，只是在1972年口頭講給我帶個小尾巴的「寬大處理」，以後找誰也不管了，這真是天大的笑話。
誰為我「平反」呢？
其實，用不著誰再為我「平反」了，「文革」中所強加給我的一切，都已成為歷史上的笑料，讓後人記住：再不能上演這類最野蠻、最無聊、最殘暴的人間悲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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