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來沒有為別人的書寫過序這一類的東西，因為，一我算不得什麼名人，二也沒有那麼高的水平。我只不過是一個普通的讀書人，一個普通的記者。可是當譚合成的長篇歷史實錄《血的神話：公元1967年湖南道縣文革大屠殺紀實》（以下簡稱《血》）擺在面前時，我決定破例為它作序，因為在《血》中我又認識了一位講真話、求真理的同道者。在中國大陸進行這樣的調查、採訪，寫這樣的書要冒多大風險、承擔多大政治壓力，我深有體會。說一些常識性真話的人被視為「異類」，或者被譽為「特別勇敢」，打算講真話、求真理的同時就作好種種應對不測的思想準備，這不能不是我們所處時代的一大悲哀。
據譚先生說，《血》的初稿寫於24年前的1986年，由於工作關係，譚合成有緣接觸到發生在公元1967年湖南道縣及周圍十縣市的文革大屠殺的大量機密資料，並將之實錄在案；同時也因為這場命運的遭遇而被「負上了一副沈重的十字架」，甚至生活的軌跡也因之發生改變。此後，作者多次赴道縣採訪相關人事，核實、訂正、補充原稿。本稿是2007年道縣文革大屠殺四十週年前夕完成的，與原稿相比，從某種意義上說有了一個質的飛躍。二十餘年來，作者一直通過各種努力，試圖將這場慘絕人寰的大屠殺的真相公諸於世，以期全民族的反思。
該篇長達五十萬言的歷史實錄，是用實錄實證的方法寫成的，讓事實說話。譚合成雖然沒有經過系統的社會科學訓練，但他的研究方法卻完全符合現代社會科學研究的基本要求。作者蒐集的資料多達數百萬字，僅案例就有近400個，採訪了幾乎所有同意接受採訪的關鍵人物。正因為有如此翔實的資料作為鋪墊，作者下筆倒也乾脆利索，少見頗費躊躇的痕跡。作者以大量珍貴的原始資料乃至本身文革中的經歷為依據，清理正在被遮蔽的史實，引領人們重返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現場，回顧一個有著悠久文明史的民族如何在群體的瘋狂中墮入野蠻狀態。
在道縣大屠殺中，有九千多無辜者死於非命，其慘烈程度，令人毛骨竦然。由於職業的原因，我對人性的缺陷和社會的黑洞可謂所見頗多，但書中的內容依然讓我十分震撼，大量細節不忍卒讀，而這些細節又因為不經中間環節直接出自親歷者自己之口而更加直刺人心。作者不僅是揭開了一個被千方百計包裹的民族膿瘡，更是切開了一個機體癌症的病灶，探索的觸角直抵「偉大革命」的本質。道縣大屠殺怎麼發生的、何以會發生、它的源頭究竟在哪裡，是本書始終在探求的一個主題。根子早已深埋，蛛絲馬跡隨處可見。大量史料表明，道縣文革大屠殺絕對不是文化大革命的一個極端的偶然事件，它不會因為某個偶發事件、某個人和某一群人的作為而引發。文革中，全國出現了多起與道縣大屠殺類似或者不類似的殺人事件。僅以首都北京為例，公元1966年的「紅八月」紅衛兵小將就打死1，772人，從時間看比道縣大屠殺還要早一年，血腥恐怖同樣驚心動魄。深入揭開這一系列歷史事件的真相，我們這一代人沒有權利將責任推給後人。更不能讓後人因為我們的失憶而受到欺騙。
朱厚澤先生曾經對我說過：「一個失去記憶的民族，是一個愚蠢的民族，一個忘了歷史的組織，只能是一個愚昧的組織，一個有意磨滅歷史記憶的政權，是一個非常可疑的政權，一個有計畫地自上而下地迫使人們忘卻記憶的國家，不能不說是一個令人心存恐懼的國家。」這本喚醒人們記憶的書，可以作為試金石，它在中國的的命運將告訴人們：我們的國家和民族現在到底處於一個什麼樣的狀況。
《血》由於大量親歷者的口述實錄而呈現龐雜斑駁的原生態，內涵因此更加豐富。書中不但有大量被殺者的言行與生存狀態，也有大量殺人者的言行與生存狀態，還有既非被殺者也非殺人者卻被捲入其中的某些人的言行與生存狀態。這種多角度的描述，不僅使普通讀者對道縣慘案以全方位、多側面的瞭解，也給後來的研究者提供了十分可貴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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