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把自己發動的文革運動進行到底，毛澤東在坐鎮指揮反擊"二月逆流"的同時，繼續在劉少奇的身上做文章。本來，劉早已敗下陣來，成為網中之魚，但毛對他仍不放心，一直在暗中監視他的態度，甚至親自出馬進行"火力偵察"。
在一九六七年初全面奪權展開之際，毛澤東找劉少奇談了一次話。可惜，劉本人當時並沒有意識到這是毛在玩貓捉老鼠的遊戲，自己很快就要大難臨頭，相反還天真地向毛提出辭職的要求，說："一、這次路線錯誤的責任在我，廣大幹部是好的，特別是許多老幹部是黨的寶貴財富，主要責任由我來承擔，盡快把廣大幹部解放出來，使黨少受損失。二、辭去國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澤東著作編委會主任職務，和妻子兒女去延安或老家種地，以便盡早結束文化大革命，使國家少受損失。"
對此，毛澤東當時並沒有正面表態，而是顧左右而言它，繼續給劉少奇灌迷魂湯，說什麼黨歷屆領導人犯錯誤的下少，但是改正錯誤的沒有一個典範，希望劉能在改正路線錯誤上起到一個模範作用。毛還建議劉"好好看書學習，保重身體"。據知情人說，江青事後向毛澤東點出：劉少奇還是不服，文革要深入發展，不獲全勝，決不收兵，幹部是黨的幹部，是毛主席的幹部，該打倒就打倒，該解放就解放，他用他鄉嘴!
應該說，江青的這番話正好說中了毛澤東的心病。實際上，毛之所以孤注一擲，採取全面奪權的非常之舉，正是為了徹底錦除劉少奇日後東山再起的權力基礎。在毛看來，劉提出引責辭官的要求，骨子裡是包藏禍心的，是以退為進，在收攬人心的同時，把黨內對文革的怨恨統統集中到他本人身上來，準備有朝一日利用這種不滿情緒對他秋後算賬。在這種情況下，如若不把劉少奇徹底斗倒批臭的話，毛是無論如何也睡不好覺的。
為此，毛澤東決定在政治上發動一場批劉的新戰役，當時，毛的黨外朋友章士釗已經看出毛決意翦除掉劉的意向，曾經斗膽上書勸告毛不要這樣做。但毛婉拒了章氏的諍言，稱： "為大局計，彼此心同，個別人情況複雜，一時尚難肯定，尊計似宦緩行。"並專門派人把中央準備拋出的有關劉的罪行材料送給他閱讀。但是，章氏並沒有被說服，相反在看過之後，接連數日情緒低沉，對其養女章含之說："劉少奇同志的這些'罪狀'，純係蓄意致他於死地。"
這年三，四月間，按照毛澤東的部署，在全國範圍內大張旗鼓地展開了一場旨在從政治上置劉少奇於死地的新戰役，內容包括"抓叛徒"活動和"革命大批判運動"，兩者互相呼應，齊頭併進。三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印發了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等六十一人自首叛變問題的調查材料，其中刻意點出："薄一波等人自首叛變出獄，是劉少奇策劃和決定，張聞天同意，背著毛主席干的。"三月二十一日，毛親自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討論了劉少奇的"歷史問題"，正式批准了康生提出的對劉進行專案審查的報告。
與此同時，毛澤東親自審閱修改了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戚本禹所寫的《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一文，稱讚"寫得很好"，並指定作為批劉的重頭文章在《人民日報》上發表。該文給劉少奇羅織了許多罪名，稱他是"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是"假革命、反革命"和"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舉國上下由此掀起了對劉少奇口誅筆伐的聲討浪潮。
在這場本來是針對劉少奇而來的狂瀾中，正在忙於應付亂局的周恩來卻遭受了一場無妄之災，處境一度岌岌可危。不過，在幕後策動這場風波的倒不是毛澤東，而是江青。如上所述，自"大鬧懷仁堂"事件後，江青一直對周耿耿於懷，接連尋釁發難。還在二月下旬，她抓住周為了敦促軍隊幫助地方春耕生產而提議召開軍以上幹部會議時，事先只請示了毛而疏於向林彪報告一事大做文章，指責周"目無林副主席"，"架空主席的接班人"，並和康生一起向毛告了他的狀，提出"此例不開"。為此，周恩來不得不向林彪寫了書面檢討，表示："這是一大錯誤。現行專此認錯，業保證永不再犯。請予批評。"
接著，江青在組織反擊"二月逆流"的活動中，有意把火引向周恩來，授意一些大專院校的造反派充當倒周的急先鋒，在社會上掀起了倒周的浪潮。三月中下旬，北京街頭連續出現了"炮轟周恩來"的大標語，揚言要"揪出二月逆流的總後臺"。與此同時，中央文革控制的宣傳機器不時地批所謂"折衷王義"和"調和主義"，為社會上的倒周浪潮推波助瀾。
其間，在全國大舉"抓叛徒"的浪潮中，南開大學造反派在查閱舊報紙時，發現了一則《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當他們得知"伍豪"是周恩來當年在黨內的化名後，覺得事關重大，馬上通過江青向毛澤東報告。一直苦於抓下到周多少把柄的江青得知這件事後，如獲至寶，立即轉報了毛。五月十七日，她寫信給林彪、周恩來、康生，把這個問題正式端了出來，稱"他們查到一個反共啟事，為首的是伍豪(周XX)，要求同我面談"，並附上這一啟事的抄件，逼周作出交待。
事實上，這則反共啟事是當年國民黨特務機關偽造的，意在對中共組織內部挑撥離間，製造混亂，事情的原委是這樣的：一九三一年春夏，中共特科負責人顧順章和總書記向忠發接連被捕叛變，中共在上海的人員和組織面臨被一網打盡的危險。當時在國民黨中統特務頭目徐恩曾身邊擔任機要秘書的中共地下黨員錢壯飛及時通風報信，在周恩來的坐鎮指揮下，搶在國民黨特務機關動手之前，將人員和組織及時轉移，挫敗了國民黨一舉破獲中共首腦機關的企圖。隨後，又臨機處置了顧氏的一家老小，成為當時上海轟動一時的凶殺案。
為此，國民黨特務機關惱羞成怒，對周恩來恨之入骨，先是"懸賞通緝"他，未果之後，又讓中統的張街、黃凱偽造了這則《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刊登在一九三二年二月間的上海各報上。而在此之前兩個月，周氏早已秘密離開上海，到達江西中央蘇區，就任中共蘇區中央總書記。
為了反擊國民黨偽造的啟事，在上海的中共地下組織採取了當時所能採取的各種措施，間接或公開地進行闢謠。甚至遠離上海的中央蘇區也以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的名義發表佈告，指出："這顯然是屠殺工農兵而出賣中國於帝國主義的國民黨黨徒的造謠誣蔑。"
作為參與核心決策的局內人，周恩來對這場"抓叛徒"風的矛頭所指自然有所瞭解，因而對事情竟然搞到自己的頭上來，一時有些措手不及。特別是江青殺氣騰騰的架勢，更是讓他感到來者不善，精神上壓力很大。周很清楚，弄清這件事情並不困難，人證物證俱在，況且他本人早已在延安整風期間原原本本地談過。問題的關鍵不在事情的本身，而在於毛澤東的態度。倘若毛決意要整自己的話，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無論再怎樣為自己辯白，也是在劫難逃。
不過，周恩來相信這不是毛澤東本人的意思，因為捫心自問，他一直小心翼翼地對文革的態度上站穩立場，在政治上努力跟毛走，並無二心，毛實在沒有理由這樣做。鑒於這個問題事關他的政治生命，周不敢拖延，決定直接向毛申述此事，為自己討回清白。
五月十九日，周恩來對"伍豪啟事"一事作了斷然的否認，在江青的信上批道："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純屬敵人偽造。只舉出二百四十三人，無另一姓名一事，便知為偽造無疑。我當時已在中央蘇區，上海的康生、陳雲等同志均知為敵人所為，故採取了措施。詳情另報。"這一天，周氏放下了自己手頭上所有的工作，親自查閱了由工作人員從北京圖書館借回的當年上海各報，將其中有關事件編為《大事記》。不僅如此，他還留了個心眼，讓身邊的工作人員把有關的報紙一一拍照下來，印製了多份，以防原件被人銷毀。
隨後，周恩來又連夜寫信給毛澤東，附送了登載有關"伍豪啟事"的報紙合訂本和他本人所編寫的《大事記》，在信中詳述了所查證的情況，為自己作了辯白，說："偽造啟事和(中共臨時中央--作者注)通過申報館的處置，均在我到江西後發生的"，並表示："此事需否專寫一報告，待主席，林彪、康生、江青各同志傳閱送上各件後，請再約談一次，好作定奪。"
毛澤東此時並無意整周恩來，但也不想輕易放過任何一個可以控制他的機會。對周在文革中的曖昧態度，毛早已看在眼裡，記在心上，雖說不高興，但因為需要依靠他應付亂局，所以一直採取某種容忍的態度。深諳統御之術的毛知道"伍豪啟事"是一個可以隨時在政治上做文章的題目，藉此足以把周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裡，令他俯首帖耳。為此，毛對"伍豪啟事"問題故意不明確表態，只是在信封上批道："送林彪同志閱後，交文革小組各同志閱，存。"並在"存"字旁邊重重地劃了令人醒目的兩道槓。
毛澤東的這種態度，令周恩來十分失望。本來，他寄希望於毛能夠憑藉其一言九鼎的地位說句公道話，迅速了結此案。但結果卻相反，非但沒有在政治上還他一個清白，而且還被留此存照，作為一樁懸案挂了起來。其中的用意不言自明。更令他感到心寒的是，毛竟指定由中央文革掌管這部分材料，這不啻是給了江青一把尚方寶劍，在很人程度上掌握了他本人的政治命運，隨時可以藉此事興風作浪。
事實上，江青早就握有周恩來的把柄，手裡存有一些周本人寫的檢討條子，動不動就以此來要挾周。她曾在釣魚臺中央文革住地洋洋得意地對楊成武、吳法憲說：我這裡什麼人的材料都有，這一口袋是總理的材料。這回，在得到毛澤東對"伍豪啟事"的批示後，江青更加有恃無恐，自認為掌握了周的一大把柄，因而更不把周放在眼裡，處處為難他，態度益發放肆無禮，出言不遜，擺出文革老闆娘的架勢對周呼來喝去，脅迫他為自己跑腿辦事。
在這種情況下，懼怕晚節不保的周恩來不得不更加小心翼翼地與江青週旋，看她的臉色行事，對江青的驕橫霸道和胡作非為則忍氣吞聲，屈從附和，在政治上作出種種遷就、退讓乃至逢迎吹捧的舉動，可以說與此不無關係。
"伍豪啟事"從此成為周氏晚年的一大心病，餘生一直籠罩在這一陰影之下，揮之不去，是他對自己身後最不放心的兩件事之一。
毛澤東對"伍豪啟事"不置可否的態度，江青心領神會，更加明目張膽地反周。她利用毛決定在《五一六通知》一週年之際公開發表該文的機會，暗中發動了更大規模的倒周活動。中央文革通過各種渠道向造反派組織吹風打招呼，進行"路線交底"，暗示按照毛主席的戰略部署，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就要開始，即將從中央揪出的大人物會"嚇人一跳"。從五月中下旬開始，許多造反派組織四處張貼大字報、大標語，大造聲勢，在社會上掀起了炮打周恩來的浪潮。他們宣稱："炮打周恩來是當前運動的大方向"，"不僅要揪出中國的赫魯曉夫，而且要揪出中國的何西金"，"周恩來是老保，是二月逆流的總根子"，等等。其中外事口鬧得最凶，提出"當前文化大革命的中心已由學校轉移到外事口"，"要打倒陳毅，就必須動一動周恩來"，大有不扳倒周恩來誓不罷休的勢頭。
在這種情形下，後來在中國政壇上扮演特殊角色、人稱"兩位小姐"的王海容、唐聞生直接寫信給毛澤東，反映社會上倒周的情況。這弄得毛有些哭笑不得。因為他決定公開發表《五一六通知》的本意，是想給翦除劉少奇的大批判運動提供思想武器，結果卻陰差陽錯地整到了周恩來的頭上。這種干擾和轉移鬥爭大方向的搞法，是毛所不願意看到的。為此，毛澤東明確表態不同意這種搞法。五月二十九日，他對王、唐二人的來信作了批示："極左派的觀點是錯誤的，請文革同志向他們作說服工作。"江青雖然不情願，但既然毛表了態，也不得個敷衍搪塞一下，於是由中央文革出面接見了外事口的造反派，不著邊際地放了一通空炮之後，便草草收場，這樣，總算是多少剎了一下社會上倒周的風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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