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東潤（1896~1988）江蘇泰興人，文學批評家，傳記文學家，曾任教武漢大學、復旦大學，著作有《張居正大傳》等。
有一部傳記，似乎全然違背了朱東潤對於傳記文學「史」的要求。他在開創傳記文學寫作體例時，曾強調除了文學性，首要的是真實。「傳記文學是文學，同時也是史。因為傳記文學是史，所以在記載方面，應當追求真相，和小說家那一番憑空結構的作風，絕不相同。」這一段被奉為中國傳記文學寫作標準的話，卻被它的倡導者朱東潤在72歲這年，親自違背。
這一年，朱東潤沒再為歷史上的大人物寫傳記。一個叫「李方舟」的平凡女子成為他傳記中極為另類的主角。問題在於，這個主角，查無其人。這位傳記文學第一人，竟然把洋洋灑灑一篇大作，獻給了一個虛構的人物？
不過，即使是最嚴肅的評論者，也許也會原諒朱東潤。因為這本《李方舟傳》，是這位著名傳記作者對愛情的一次隱秘追憶。他的妻子因為受他「反動文人」的罪名牽連，遭到迫害，自殺身亡。他把對這名溫柔賢淑、剛強果斷、為丈夫和子女奉獻了一生的家庭婦女的思念，寄託於「李方舟」。
這位老人一生追求歷史的真實，晚年卻被迫選擇了曲筆。每當夜闌人靜，他趴在堆滿書籍和雜物的床上，「展紙染毫，透過細細密密的文字，與亡妻相會。」他說，她「把他生命裡的春天帶走了」。
這種變化，前後相隔不過30年。此前，在《中國傳記文學之進展》中，朱東潤開始建立對現代傳記文學的系統看法，認為傳記應用「西方傳記文學結合中國史學傳統」，在「虛構的運用上較為謹慎」。
這一原則，在他的第一部傳記作品《張居正大傳》中得到了堅決貫徹，所有的事實，都經過極其詳密的考證，做到了「信而有徵」。他曾宣稱，世界上只有三部傳記值得讀，一部是英國的《約翰遜傳》，一部是法國的《貝多芬傳》，另一部就是他的《張居正大傳》。
然而到上世紀50年代寫《陸游傳》時，朱東潤已經感到這種堅持難以為繼。「大躍進」開始，人們一再催促他加快寫作進程，他「神情痛苦，如下地獄」地決定把完成時間提前兩年，仍然被認為太慢。後來的研究者發現，《陸游傳》「對文學的偏好要大於對史學的堅持」，頗有些當時文學創作「高、大、全」的影子。
但他的作品後來還是被認為是替敵人「策劃反竄大陸」，他被打成「反革命」，遭到反覆批鬥。
當這名垂垂老矣的「反動文人」在一盞昏燈下，躲避著監視者的目光為妻子寫傳記時，時光彷彿倒流。此前，朱東潤在中國傳記文學領域拓荒之時，也是在這樣一盞油燈下。那時，他在油燈上架個竹架，上安小茶壺，儘管油燈火力小，「有時居然把茶壺裡的水燒開了，夜深人靜的時候，喝上一口熱茶，讀書和工作渾身是勁」。
那時候，朱東潤「住的是半間幽暗的斗室」。有一回，他的北牆被風雨打開一個窟窿，光通一線，他「如獲至寶，但是逢著寒風料峭、陰雨飛濺的時候，只得以圍巾覆臂，對著昏昏欲睡的燈光，執筆疾書」。而當日本飛機轟炸時，因為是夏天，身上穿的白衣服不宜跑警報，就只能「伏在窗下」，等敵機走了，爬起來繼續寫。
當年一心要「替中國文學界做一番斬伐荊棘的工作」的學者，未曾料到，自己有一天會在每日強迫勞動之後，偷偷摸摸地寫作妻子「平凡的一生」。而在後人眼裡，這種寫作隱晦而艱澀。他的《李方舟傳》絲毫沒有提及「文革」，只在最後一章，寫到老夫婦同游南翔鎮，無意中聽到一首騷體悲歌如天音傳來，夫人「慘然淚下」。
他的學生每讀到這裡，便彷彿看到一個面帶愁容、滿腹隱憂的老人，「被傳統的知識份子的入世精神驅使著，吃吃力力地跟著時代跑」。
如今，關於中國傳記文學開拓者的這些點滴回憶，已漸遠漸淡。只有他的一句話還不時被提及：朱東潤希望，在他死後，人們能說一句「我國傳記文學家朱東潤死了」，就足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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