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記者協會今天舉行研討會，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中國法制研究計畫研究員王友金錶示，程翔案件引發兩大問題：一是，間諜情報與新聞消息界定的不清；二是，記者、學者與間諜分別不清，容易讓記者、學者誤踩「地雷」。
他指出，境外記者在中國採訪時，必須注意中國三條有關法律，包括：一九八九年頒布實施的「保守國家保密法」；二零零一年一月最高人民法院頒布的「關於審理為境外竊取、刺探、收買、非法提供國家秘密、情報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規定；和「刑事法」第一百一十一條所指的「國家秘密」條文。
他又說，中國的國家機密分為「絕密」、「機密」和「秘密」三級，任何未經公布的事項都可列為機密事項。由於機密的定義不清晰，加上沒有時間期限，譬如人民解放軍在五十年代幫助朝鮮而出兵攻打南韓，和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等事件，至今仍被中國列為國家機密。因此，境外記者在中國採訪時，很容易因為不慎，而被控竊取國家機密。
他表示，中國至今仍以舊的思維，將間諜與記者混淆在一起，以致境外記者經常在中國採訪而被懷疑為是「間諜。」
資深中國新聞評論員林和立也表示，中國新一代領導人胡錦濤、溫家寶執政後，對媒體的控制比前領導人江澤民時代更嚴緊。香港媒體為了不得罪中國新的領導班子，因而不敢刊登引起中共憤怒的新聞消息，這是香港記者遇到的新「地雷。」
另外，資深的中國新聞評論員劉銳紹表示，中國對新聞文化方面的瞭解有很大的差異，包括對記者職能瞭解的差異，譬如將記者與間諜混淆；對瞭解時局效應的差異，譬如報導中國的一些事情，有時允許報導，但有時就屬違法。
他呼籲，境外記者在中國採訪時，必須將採訪的消息用在新聞上，以免被誤會為其他機構收集情報。
(新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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