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5月4日晚上蔡元培的「決鬥」

發表:2005-05-03 1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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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學潮之前,身為北大校長的蔡元培,曾力勸學生不要上街,學生隊伍臨出發前,蔡元培還在校門口擋了一下,說有什麼問題,他可代向政府申請提出,希望學生不要影響正常學習與社會秩序,但學生群情激昂,堅持要上街遊行,他也就讓開了。可事後,蔡元培又完全站在學生一邊,聯合北京各校校長保釋學生,抗拒各種摧殘學生的官方壓力。1919年5月4日當晚,蔡元培在北大三院禮堂大會上說:發生這種事,他當校長的要引咎辭職,不過一定負責把許德珩、蔡海觀等三十二位被捕學生保釋出來。

  其時,由於京城政治圈內一些官員也或多或少同情學生,迫使總統徐世昌、總理錢能訓無法完全聽從段祺瑞擺佈,安福系、新交通系壓制學生的計畫因而不能實現。5月7日,三十二名被捕學生獲釋。不久,親日官員也只得引咎辭職,上海和其他地方全面罷課罷市風潮歇止。至此,大家都以為事件已經勝利結束。然而,蔡元培則因事情鬧大了,深感到意外,特別為營救學生得罪了當權的親日派,京中又嘩傳政府將明令免其校長之職,為緩和親日派的憤怒,蔡元培不願因個人去留致使事態進一步擴大,於是,蔡元培5月5日遞交了辭呈,8日聞已允辭,別任馬君昶為校長。得此訊後,蔡元培擔心這一消息發表後,學生會拒馬氏到職再起風波,增加學生與政府之間糾紛,自己則有把持地位戀棧之嫌。同時,一位接近政府的友人也警告他:「如君早去,則彼等料學生當無能為,將表示寬大之意敷衍之,或者不復追究也。」〔2〕

  因此,蔡元培剃掉長鬚於5月9日悄然離京,後於《晨報》登了一則廣告,引了《風俗通》與《詩經》裡的幾句話:「殺君馬者道旁兒,民亦勞止,迄可小休,我欲少休矣;北京大學校長,已正式辭去。」表示鬧大了的五四事件出乎個人意料,乃是社會過高期待,致使北大為滿足各方社會呼求而不得不疲於應命。《風俗通》裡原語為:「長吏馬肥,觀者快之,乘者喜其言,馳驅不已,至於死。」蔡元培以被殺之馬自喻,表示自己之所以離京實為苦於應接,萌生倦勤之意,亟思休息。事實上,蔡元培也確實身心疲憊,且憤於無聊無效的公文呈遞,痛感不自由之苦,「不但為校務的困難,實因校務以外,常常有許多不相干的纏繞,度一種旁苦而無功的生活」〔3〕。

  他先到天津,再到上海,最後悄然抵達杭州,寓寄從弟臨湖依山之居,後又借寓西湖楊莊。他希望能像傳統文人雅士那樣,歸隱西湖,息心聽林,溫習德法文,準備翻譯一部《西洋美術史》或若干美學名著,決意不再回北大。然而,北大學生卻認為蔡校長乃被逼離京,轟然而起學潮,5月19日北京各校罷課請願,力促政府迎還蔡元培,懲辦親日官員曹、陸、章等人。北京高校的這一罷課舉動,迅即獲得全國各地學生的響應,事情再次鬧大。北大學生組成「南下代表團」,勸請蔡校長回校主持校政,由學生領袖之一的張國燾帶隊。其他方面「勸回」的代表,紛至迭來,彙集杭州西湖。

  雖經多方敦請,蔡元培仍不肯回北大。6月15日發表不肯再任北大校長的宣言,稱校長一職須承仰上級官僚鼻息,自己從1916年12月26日接到大總統黎元洪任命出為北大校長,已忍煎受熬兩年半,決不願再嘗滋味。蔡元培還在宣言中說:「我絕對不能再作不自由的校長」,認為各方掣肘太多,借民國元年袁世凱之語抨擊「北京是個臭蟲窠」,對邀請其返校者答以「謹謝不敏」。同時,他在其他場合說自己從來無意鼓勵學生鬧學潮,學生示威遊行,反對接受凡爾賽和約及有關山東問題的條款,乃是出於愛國熱情,實在無可厚非。另一方面,他也敏銳地意識到北大今後將不易維持紀律,學生嘗到了權力的滋味,為勝利而陶醉,慾望會越來越高,自我約束力則越來越鬆懈,恐怕越來越難以滿足。蔡元培在自述中說: 「《易傳》說『小人知進而不知退。』我國近年來有許多糾紛的事情,都是由不知退的小人釀成的。而且退的舉動,並不但是消極的免些糾紛,間接的還有積極的努力。」〔4〕蔣夢麟後來評曰:「有人說他隨時準備鼓勵學生鬧風潮,那太歪曲事實了。」〔5〕最後,迫於北大不能沒有校長這一現實問題,7月14日,蔡元培與三十四歲的留美教育學博士蔣夢麟面商,請其代表自己到校頂職辦差。

  果如蔡元培所料,「五四」勝利之後,學生有點忘乎所以,竟取代學校當局,執行起決定聘請或解聘教員的權力來,一旦所求不遂,輒搬出罷課鬧事相要挾。教員如束以紀律或考試上要求嚴格一點,也馬上罷課反對,罷課成為學生手中威脅校方與教師的萬靈法寶。而且,學生還提出一系列極其過分的要求,如要求學校發放春假津貼以補貼旅行費用,學生活動的經費也要由學校補貼,免費發給講義等等。他們向學校予取予求,但從不考慮對學校的義務。蔣夢麟描述道:「他們沉醉於權力,自私到極點。有人一提到『校規』,他們就會瞪起眼睛,噘起嘴巴,咬牙切齒,隨時預備揍人。」〔6〕此時的北大,長幼全無,規矩盡失,當年不過二十六歲的梁漱溟也覺察到學生中有些人的自私,對道德規範的敗落導致青年任意而為率性而行感到失望,「我們沒有法律、司法的意念,……這是我們民族的弊病」

  蔣夢麟雖然代行職事,但許多校內糾紛非蔡元培親往而不能處理,迭經函電交馳敦請,蔡元培只得於9月10日離杭啟程,12日抵京,重進北大執掌校政。 1920年冬,蔡元培奉派赴歐美考察教育,於12月底抵法,先後到比、德、奧、意、瑞士、荷蘭、英、美考察,於1921年8月中旬出席夏威夷太平洋教育會議後返國。其出國期間,北洋政府久欠教育經費,各校教職員向政府請願,反遭警衛毆打,故而宣布罷教,各校學生起而聲援,遷延數月,北洋政府乃為補發欠薪,表示歉意,各校始復課。蔡元培回國後,對教師罷教大不以為然,召集北大教職員痛責:學校教育青年不要輕率鬧事罷學,教職員應為學生模範,豈可因索薪罷教,貽誤後生?他堅決要求將罷教期間的薪水交出歸公,得到教職員的附議〔8〕。此後,北大再未發生教職員罷教之事。

  1922年10月,北大教務會議通過一項議案,因講義印刷需要費用,規定需要講義的學生必須先購講義券,然後才可得到講義。每學期每門課收入講義費一元,平均每學期每位學生負擔不過六、七元。數百學生馬上集合示威,反對此項規定,包圍蔣夢麟總務長,要求收回成命。蔡元培聞訊,非常震驚,立即趕到現場,親入重圍,告諭學生必須服從學校規定。多數學生散去,但仍有一些示威學生不予理睬,鼓噪叫囂,湧進教室和辦公室,要找主張這條「可惡規定」的人算賬。蔡元培告訴學生,有關講義費的規定由他一人單獨負責。蔡元培氣憤極了,袖子高高捲到肘部以上,兩隻拳頭不斷地在空中搖晃:「有膽的就請站出來與我決鬥。如果你們哪一個敢碰一碰教員,我就揍他!」學生在校長面前圍成半圓形,蔡元培向他們逼近幾步,他們就往後退幾步,始終保持相當距離。往日馴如綿羊靜如處子的謙謙蔡氏,這會兒被激怒了,成了一頭正義之獅。

  學生與圍觀者漸漸散去,蔡元培回到辦公室。可門外仍舊聚著五十名左右的學生,堅持要求取消講義費,走廊上擠滿了好奇的圍觀者,事情成了僵局。教務長顧孟余出來打圓場,答應考慮延期收費,這才算將事情解決,平息了這場著名的「講義費風潮」。蔡元培在自述中將這一事件稱之為「十八日少數學生暴動」。事後,蔡元培深感焦慮,表示立即辭職。學生們得知後,翌日上午在大禮堂集會,共商挽留蔡校長之策,學生踴躍參加,座無虛席,登臺發言者均主張挽留校長,台下噓聲一片,反對者竟至上臺毆打,發生衝突。下午在原地重新集會,事前聲明系商議挽留校長會議,不同意者不許參加,到場人數更多,一致決議挽留校長,對滋事學生請學校予以處分。旋召集教授會議,決議將為首滋事的學生馮某開除學籍。可是,傷心失望的蔡元培仍然決定赴歐旅行,再由蔣夢麟代理職事。「講義券事件」後,因北大學生對過激分子的搗亂有所警覺,很長一段時間內再也沒有起過風波。

  在清華,「五四」過後也頻起風潮,張煜全、金邦正兩位校長接連被學生列隊「歡送」離校,其後的校長羅忠詒則根本未敢到差,便就被學生驅逐了。清華學子梁實秋後來評述:「罷課次數太多,一快到暑假就要罷課。……罷課這個武器用得次數太多反而失去同情則確是事實。……人多勢眾的時候往往是不講理的。學生會每逢到了五六月的時候,總要鬧罷課的勾當,如果有人提出罷課的主張,不管理由是否充分,只要激昂慷慨一番,總會通過。罷課曾經是贏得偉大勝利的手段,到後來成了惹人討厭的荒唐行為。」 〔9〕「五四」時期,學生上街遊行時砸車燒樓,甚至遷怒於章宗祥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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