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父親的聲譽和人格魅力的感召，我們得到了海外諸多朋友的幫助，7個子女中的4人通過美國國務院中國科和美國駐上海領事館拿到了簽證，分二批趕赴美國。大哥東遠和妹妹北珍，見到了臨終的父親。我和小弟殿右，則趕上了29日在法拉盛中央殯儀館為父親舉行的基督教追思會以及由各界人士1千多人組成治喪委員會主辦的追悼大會。
在簽證面談時，上海美領館的簽證官親切地安慰我們說：「你爸爸去世了，不要太難過。你父親在美國有很好的聲譽。我們從報上、網際網路上都看到和瞭解了。」正是爸爸的好聲譽讓我們在美國「9．11」事件後、簽證控制特別嚴的情況下順利地獲得了赴美簽證，見了父親最後一面。
父親的遺體被鮮花製成的花籃、花圈簇擁著、環抱著。大量詩歌、輓聯懸掛在兩邊的牆上。前來弔唁的人群絡繹不絕，其中有不少是從外州和外國趕來的。不少知名人士在會上讚美和頌揚父親的人性和品格。有些人雖然觀點與父親不同，但他們仍敬佩父親的無私無畏、對人真誠、坦然和虛懷若谷的精神，承認父親是位錚錚鐵骨的傑出人物。殯儀館免費為我們提供大巴士。一位殯儀館工作的陳小姐還自己出錢向父親贈送了骨灰盒底座。在美國家裡，每天弔唁、安慰的電話不斷，經常收到各地寄來的信和匯款。那些天，美國的報紙和網際網路上集中登載各種緬懷父親的文章。在美國短短的日子裡，我們感受到了來自世界各地人們對父親的尊敬和愛戴。
我們的父親是一個經歷了風雨、遭受了各種磨難的不屈老人。他孜孜好學的精神、敏銳的洞察力、善良的愛心、豁達的心胸氣度、吃苦耐勞、堅忍不拔、樂觀的精神充滿了他不平凡的一生。他的思想、性格決定他的行為。他有執著的人生追求。這使他放棄了高官厚祿，頂住了各方面的壓力，面對批判、關押、流放，堅定地走完了他充滿艱辛的一生。在每個艱難的時刻，是他堅強的信念和崇高的愛，讓他度過了種種的難關。
父母十分愛我們，生了7個孩子也不嫌多。父親給我們起名字就像做遊戲一樣，與眾不同，把7個孩子名字中的一個字，按順序串起來就成為「東南西北中左右」。我們從小在一個民主、自由、寬鬆、快樂的家庭里長大。父親慈祥、可親還具童心，跟孩子們沒有距離。他工作、學習之餘，常帶我們去看電影、游泳、打乒乓。在3年自然災害期間、沒有東西吃、生活最困難時，父親頂住別人的議論，堅決動用存款，高價購買食品給孩子們吃，因此7個孩子沒有一個營養不良。
父母感情好，從來不吵架。好強的媽媽忍受不了上級要求她與父親離婚以示劃清界限的壓力，病倒了。1965年，才45歲的媽媽就過早地離開了我們。我第一次看到爸爸流著淚對我們這群還不懂事的孩子們說：「你們沒有媽媽了，是我害了她，最好讓我死，讓媽媽活就好了。」爸爸內疚地責怪自己給媽媽和我們子女帶來了株連的傷害。從那後，爸爸又當爹、又當娘，獨自一人承擔起撫養、教育子女的責任。
文化大革命中，父親遭受的磨難更多。造反派衝進家進行打、砸、搶。父親被隔離、批鬥。多少人過不了這個關，採取自殺方法來躲避。當大妹妹北珍擔心地問爸爸「你會不會自殺」時，爸爸說，「王光美不會自殺。我也不會自殺。這不是錯，是政治鬥爭，為啥要自殺。」在那個瘋狂年代，爸爸與文聯一幫「走資派」一起被關押、監督勞動。當他看到當代文豪巴金老先生被造反派從牛鬼蛇神隊伍中叫出來挨訓時，他一點也不懼怕，挺身而出，帶諷刺地說：「你們造反派這樣對待老人能多長久？。」言下之意是兔子尾巴長不了。造反派十分惱火，多次批鬥他。每次造反派讓他做噴氣式飛機時，他們按著爸爸的頭，兩手反轉，讓他彎腰低頭，不彎就打；爸爸挨著打，挺著腰就是不低頭。批鬥會規模最大的一次是被揪到天蟾舞臺萬人批鬥大會上。那天，很晚了，還不見爸爸回來，大家在家著急等待。敲門聲響了，大家一起湧上去，來的是一對老夫婦，父親的老戰友。在這種情況下，他們不害怕受牽連，互相摻扶著來看望爸爸。他們對我們兄弟姐妹說：「要相信爸爸。他從小參加革命，他是好人。你們一定要相信他。」我們這才知道爸爸又被批鬥了。送走了客人，大家更著急了。爸爸終於回來了。他跟平時一樣，很平靜，根本看不出剛剛被批鬥過，只是頭上多了一頂帽子。爸爸不經意地脫帽時，我們才看出他被剃了陰陽頭。爸爸告訴我們，這次批鬥會意外地卻讓一位一直要尋找他的老工人找到了他。這位老工人從批鬥會上呼喊的「打倒ＸＸＸ」的口號中聽到了父親的名字，就一直守候著，直到批鬥會結束，把爸爸接到他家去做客。這位老工人在解放初，聽過父親的報告，找到了工作，生活好了，一直想報答父親。沒想到在批鬥會上找到了父親，遂了心願。這件事給了爸爸精神上很大的安慰。他在家又唱起了「誰願意做奴隸？誰願意做馬牛？」的歌來調節自己被壓抑的心情。
爸爸就是這樣：自己忍受一切痛苦，不表露出來，不願給親人帶來一絲煩惱。他在家總給家帶來歡樂。妹妹北珍愛畫畫，一群愛畫畫的小朋友聚在家裡畫石膏和素描。每當爸爸做模特時，是最快樂的時候。他妙趣橫生的故事吸引著孩子們，又生動、又含有教育意義；有時即興編故事，《十二層樓廣播電臺》講的是我們住的12層樓裡發生的故事，而《打狗隊的故事》是懲罰叛徒的真實事情。爸爸記性好，能背誦馬列主義書籍中的片段。為了驗證他的記憶力，他讓幾位小朋友翻開馬列書第幾頁第幾章對照，他開始背，還真的相差無幾。爸爸有時考我們成語、地理知識、各國的常識。他和我們玩多種知識遊戲。在那知識無用的年代，用這種方式，讓孩子們學到了不少知識。爸爸沒有大人的架子。他善於跟任何人相處，不論大人小孩都喜歡他。由於爸爸人際關係好，他處處能得到別人的幫助。當他被關在作協的牛棚裡時，看門的伯伯、燒飯的師傅、清潔工人都會照顧他。一次，由於大妹妹下鄉勞動，沒人給爸爸送東西。當小妹妹送東西去時，他們狠狠地責怪了妹妹：「哼，你們為什麼不來送東西，你爸爸是好人，為什麼不早點來？」爸爸從監獄裡出來後，被勒令監督勞動，掃大樓和院子。每當爸爸去掃地時，妹妹六六就說：「我去掃」；她一掃，樓裡的小孩子們都來幫忙，時間一久，這不成監督勞動而成了孩子們的義務勞動了。大妹妹北珍管家，在爸爸銀行存款凍結、每月只有50元生活費的日子裡，妹妹總把每月每人3斤的好大米及有限的好菜給勞動的爸爸吃。子女的孝心和愛使同勞動的別人羨慕不已。造反派每次勒令爸爸寫檢查，為了能通過，總有女兒代寫，因為爸爸只會寫他真實的想法。他壓根不知道如何寫才能達到造反派的要求。動亂、艱難的生活使一家人感情更深厚。孩子們的愛給爸爸極大的安慰。
文化革命中，我3歲的兒子賈浚寄養在上海，送全托幼兒院，外公去接送。爺、孫之間有著深厚的感情。每星期爸爸都會給我們寫信，描寫孩子的一舉一動。信像寫小說一樣，生動有趣，以解我們的思念之情。他用這種方式繼續不斷地練寫文章。
爸爸生活簡樸、一貫節約，但他幫助別人卻很大方。樓上孩子有病，需要軟床，爸爸把家裡沙發搬去給他用。經濟上爸爸一直供養朋友的女兒，讓她完成大學學業。在美國，生活十分拮据時，他也省吃用，把積存下來僅有的1,000美金捐給了國內的希望工程。他的為人、人品都傳給了我們。爸爸不貪圖榮華富貴，他要的是充實的精神生活。他說文革動亂，七個孩子沒學壞，都成家立業，是他最大的安慰。
爸爸與馮阿姨的10年戀情使他們在結婚時得到了子女的支持。子女陪著二老去結婚登記，贏得了別人的讚許。爸爸赴美後，我們遠離了父親，只能讓馮阿姨照顧年邁的老爸。我們只能通過電話聯繫，盼望父親早日回來，再享受那天倫之樂。這願望被無情的肺癌奪取。
父親在國外近10年的生活，他的所作所為在追悼會上得到了眾人對他的讚美和認可。人往往蓋棺論定。我可以這麼說：我們的父親是偉大的，是我們心中的一塊豐碑。爸爸，你安息吧！
（轉自民主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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