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校今年的情況不是很好，今年學校收的學生比較多，又剛換校長，學校為了減少一些學生，明年的高價可能會更高。全校新生有1200多人，可能只有前300名是平價資格。我正在努力，爭取不交高價。」
「您說得對，農村是不能再待下去了。在農村供應一個學生上學都很吃力。在農民不會有什麼前途，不是面朝黃土背朝天，就是給人家打工，雖說整天起早貪黑，但也只能維持一家人的吃用。我很佩服您，當年您為了走出這窮地方，努力拚搏，不分晝夜，終於圓了您的夢想，改變了您一生的命運。我爸媽就經常拿您來教育我。我知道沒有苦就沒有甜，可我就是不能像您那樣。我也很希望能走出這個窮地方。路可能只有上學這一條，只有靠自己。高中三年，或許就決定我一生的命運」
所謂「高價」，就是所謂的「500元的擴招費」，500元錢對於河南老家人均不足一畝田地的普通農戶來說，算得上一筆鉅款，抵得上一畝地的全部收入和一口人全年的口糧錢。侄子為逃避「500元的擴招費」到了「一高」，等待他的依然是新一輪的「高價」。更為荒唐的是，這種由學校單方面制訂的「高價」，並不是用來改善教育環境、提高教學水平的，而是為了補貼教師乃至上級行政官員的工資收入。
2001年7月23日的《經濟日報》，上面刊載著新華社記者劉思揚的文章《「義務教育絕不能削弱！」----朱鎔基總理在安徽農村考察義務教育側記》，內中有穎上縣江口鎮黨委書記李敬業的匯報材料：「由於地處偏僻，經濟發展滯後，財政供養人員和教師工資過去不能足額按月發放。稅費改革後，2000年7月至2001年6月仍欠發教師津貼72萬元」。夏橋鎮夏橋小學校長張勇計匯報時另有小學生每學期除了交160元的雜費、書本費之外，還要向鎮裡交40元，「主要是用來返還教師工資」之類的說法。在義務教育有名無實的情況下，朱總理的「義務教育絕不能削弱！」實際上只是憑空承諾。
2001年《粵海風》第6期發表有周毅然的文章《「雜費」□食義務教育》，對於中國內陸農村的「義務教育」有更為真實的說明：
「如此『免收學費』，一個『九年制義務教育』的學生每學期的雜費在300-600元之間，而當地工資水平是：一位大學專科畢業的初中教師的月工資還不足300元，而且經常被拖欠。也就是說，一個初中教師如果送一個孩子參加『九年制義務教育』，每年必須付出2-4個月的全部工資！對於經濟收入不高的當地農民來說，這個數目就更嚇人了」。
按農村中小學通行的土政策，教師子弟在該教師任教的中小學讀書，是可以免交雜費的。儘管教師在享受國家薪金的公職人員序列中處於相對弱勢地位，相對於絲毫不能佔有和享用公共資源與公共權力的普通農民來說，畢竟還可以拿學生做人質收取巧立名目的各種費用，九億農民才是被剝奪正當自衛的權力與手段而任人宰割的最底層的弱勢群體。為公共資源與公共權力的非法濫用提供上行下效的理由和榜樣的，則是擁有凌駕於法律制度之上的絕對權力和無限法統的黨的組織和黨的領導
人。
當下的農家子弟雖然基本上沒有了衣食之憂，從小學到大學層層加價的「高價」收費，成為阻隔他們走出農村融入現代社會的人為的、難以逾越的最大障礙，如果沒有制度性的突破與創新，陳勝、吳廣式的揭竿而起的暴力革命依然是他們最後的和唯一的出路。(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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