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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和大家聊一聊：
1、“六四”天安门事件35周年纪念日，马上就要到了，亲历者回忆起当年的那一幕，中共动用机枪和坦克残害人民。
2、在三中全会前，习近平邀改革派经济学家周其仁参加高层经济会议，释放什么信号？
“六四”35周年
今年是北京“六四”天安门事件35周年，全世界多地陆续开展纪念活动。“六四”亲历者袁红冰教授表示，他从中得到的启示是，中国要想得到自由民主，必然要通过一场全民反抗和人民起义来摧毁中共暴政。
中国共产党一直宣扬自己与中国人民“血肉相连”，军队是“人民的军队”，然而，1989年6月4日凌晨，更准确地说，从6月3日深夜起，中共命令军队调转枪口，直接对准了毫无防备的普通市民和学生。数百名、数千名学生和市民倒在了“人民军队”的枪口之下。
胡耀邦1987年1月，因为支持“资产阶级自由化”被被迫辞职。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两天后，学生们发起对胡耀邦的悼念和示威活动。这是“天安门民主运动”的起因。
在这场持续了差不多50天的抗议活动中，教师、知识份子、记者、工人和其他平民等陆陆续续加入进来，全国各地许多城市也先后举行了各类抗议活动。
其实中共高层对“是否调动军队实施戒严”的态度也是不同的。邓小平提出戒严后，李鹏、姚依林同意，赵紫阳、胡启立反对，乔石中立。后来，邓小平不得不召集顾问委员会，戒严提议才得以通过。
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因为公开表示同情学生、反对武力镇压，招致了邓小平的不满，邓小平实质上是中共最高领导人。“六四”后，赵紫阳被免去党内外一切领导职务，并遭到软禁。
军队中对戒严也有不同的声音。被调集到北京参与戒严的38军军长徐勤先率先抗命，徐勤先后来被军事法庭判处四年有期徒刑。
不幸的是，38军后来成了戒严部队中下手最狠的两支队伍中的一支。另一支是空降兵第15军，是解放军最精锐的特种部队。
六四戒严部队中消极抗命的还有第28军军长何燕然和政委张明春，后来两人都被降职。
李晓明当时是解放军39军116师的一名中尉，他说，由于他所在师师长许峰的消极抗命，他们部队晚了整整一天，才于6月5日早上到达天安门广场。
“六四”亲历者袁红冰教授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后来留校任教。在1989年天安门学潮期间，他因建立“北京大学教师后援团”并参与绝食活动，被学校停课审查。2004年他流亡到澳大利亚。
他告诉大纪元，在中共镇压前，抗议的学生没有得到任何风声。
他说，因为在此之前，我们北京大学的一些青年教师，找过聂荣臻元帅，找过徐向前元帅，找过国防部长秦基伟，我是北京大学教师后援团的团长、发起人。汇集到我们北京教工后援团的信息是，这些元帅，包括秦基伟，他们都说，人民的军队绝对不会向人民开枪。而且我们当时也听到，青年教师也在准备策反这些军队的高级军官，大家都比较乐观，看来这个戒严命令是执行不了的。
6月3日晚上，中共当局发布紧急通告，宣布戒严部队将强行清场。
根据历史文献学者吴仁华的研究，当年中共共调集了19支部队，差不多20万名军人，进驻北京实施“戒严”。
从6月3日晚上10点起至6月4日凌晨，荷枪实弹的军队开着坦克和装甲车，在北京城的大约190多个地段与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发生激烈冲突。
据美国之音报导，吴仁华当年亲历了天安门“清场”的全过程。
他说，6月4日清晨6点多钟，我与大约3000名的同学撤离到了西长安街的六部口。我们靠在路边行走，当时有三辆天津警备区第一师的坦克，发射军用毒气弹，导致北京商学院的一名19岁的女学生龚纪芳丧生。在那个地方，一辆编号106的坦克从后面冲入学生队伍，导致11名学生当场死亡，受伤者更多。
方政当时是北京体育学院的大四学生，6月4日他失去了双腿。他跟从天安门广场撤退的学生走在西长安街，一辆坦克突然冲过来，他迅速地把一个昏倒的女同学往路边护栏上推，自己却来不及躲避，双腿遭到坦克碾压。
6月4日早晨6点，北京国际广播电台播出了这样一则消息：“请记住1989年6月3日这一天，在中国的首都北京发生了最骇人听闻的悲剧。成千上万的群众，其中大多是无辜的市民，被强行入城的全副武装的士兵杀害。”“目击者说，有些装甲车甚至辗死那些面对反抗的群众而犹豫不前的步兵。”
后来，这则新闻的作者被判刑入狱四年。
6月3号晚上袁红冰听到广播通知戒严，知道事情严重了，赶紧骑自行车出去，当时军队已经开始开枪了。在长安街，很多北京市民都躲藏在街道旁边的矮树丛中，向军车扔砖头。
他说，“我向天安门广场六部口移动，在那儿我亲眼看见，一群学生从天安门广场跑出来，中共的坦克车从后边追过来，因为路边都有铁栅栏，坦克车就把学生的身体在铁栅栏那儿一挤，导致很多学生丧生。”
“到了天亮的时候，我骑自行车到各个大学去看，很多大学的门口都堆着学生的尸体。后来听说，那天晚上中共让它的党卫军都吃了兴奋剂，所以才能够那么疯狂地屠杀。”
6月4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的主持人薛飞、杜宪身穿一袭黑衣、以沉痛的神态播报新闻。杜宪最后以“请大家记住这黑色的日子”作为新闻的结语。此后不久，两名主持人被调离央视新闻联播节目组。
“六四”究竟造成多少人死亡？中共迄今也没有公布具体的死难者名单和伤亡的人数，更谈不上赔偿。
在中共的叙事中，1989年学生运动是一场“反革命暴乱”，由于“暴徒”袭击军人，戒严部队不得不进行反击。
历史学者吴仁华在研究了六四后中共的有关“共和国卫士”的宣传资料后，认定“暴徒袭击军人”是一个谎言，因为戒严部队开枪在前，民众反抗在后。
他说：“总共15名戒严部队官兵死亡，其中只有7名因为民众暴力行为造成死亡。官方资料清楚显示了15名官兵的死亡原因、死亡地点和死亡时间。”
回忆当年的惨况，袁红冰从中得到的启示是，“中国要想得到自由民主的拯救，必然要先效法前苏联人民，通过一场全民反抗，只有人民起义才有可能摧毁中共暴政。没有人民的觉醒，中共暴政是不可能垮台的。”
习近平要打“改革”牌？
中国经济陷入危机，中共高层束手无策，导致20届三中全会一直拖延到今年7月举行。习近平5月23日在山东济南主持召开了企业家和专家座谈会，为三中全会做准备。
由于习近平很少主持企业家座谈会，而且当天改革派经济学家周其仁还在会上发言，因此有媒体解读，中共高层借这次座谈会释放一个明确的信号，那就是三中全会一定会全面深化改革。
不过，观察人士分析认为，习近平空话连篇、进退失据，预示着三中全会没有戏码，甚至可能会退回到计划经济模式。
习近平近日在座谈会上表示：“面对面听取大家的意见和建议。”
9位企业家代表和专家先后发言，其中最受关注的是73岁的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他也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周其仁一贯反对政府干预市场，因此被视为市场派经济学家，他还写过一篇《紫阳印象》长文，纪念赵紫阳，因此有人把他视为“赵系人马”。
他在座谈会上发言引发诸多猜想。有人认为，这标志着周其仁的私有化经济主张又重新回到中共高层的视野，意味着中共将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
不过，香港《星岛日报》发表纪晓华的评论文章，认为上述解读是误读。
文章表示，周其仁是温和的市场派，目前仍是央行货币委员会委员。他在座谈会上的发言大概只有10分钟，主要观点是“增强人民群众改革获得感”，官方并没有让他宣扬顶层设计、产权制度等观点。
虽然习这次座谈会上强调“深化改革”，但也声称，改革无论怎么改，坚持中共的四个坚持绝不动摇。因此，纪晓华认为，将三中全会与“私有化”改革联系起来，是想多了。
媒体人颜纯钩28日在脸书撰文表示，这个会表面上是习近平听取专家学者的意见，实际上是习在对日后中国经济发展道路“指明方向”。
“官媒对专家说了什么只字不提，而是把习近平那些说烂了的空话，又连篇累牍重复一次。”
文章说，目前中共正处于民心涣散，制度失衡，内外压力山大，呈现分崩离析之势。那些对三中全会抱有期望的人未免太天真了，习近平的那些空话解决不了现在的难题，更解决不了未来的难题。
中共体制内前官员杜文在海外X平台发文分析，本次三中全会的改革决议大概率将趋于计划经济的改革方案。习近平的讲话显示出他对市场经济的深度怀疑和对党权控制的极度重视。改革的方向似乎并不是为了真正解放市场活力，而是为了巩固和扩大党的权力。这样的改革路径，或将使中国经济逐步回归到更具计划性质的体制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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