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岁的侥幸：我没有成为一个施暴者(组图)

1966年初夏的一天，一切快乐戛然而止。（网络图片） 看中国网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返回正版看中国网站。

1966年初夏的一天，上课已经被停止，教室也被本班的五六位红卫兵占领。 看中国网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返回正版看中国网站。

整个城市乃至整个中国被夹持在持久的“破四旧”、抄家、游行、打砸抢的疯狂喧嚣中。她“全副武装”（旧军装军帽、皮带、杀气）飒爽英姿地走进教室，双手叉腰来到我们面前，用手抖了一下她的裤腿，“瞧，这些血迹，就是我们昨天晚上打人溅上的。”

后来，我们听说：那天晚上，她（他）们，用皮带活活地，将我们图画老师的妻子及岳母打死，中间还学着电影里常见的审讯革命者的场面用井水浇醒昏死的受打者，然后继续抽打。一直到两个妇人已然死了很久，他们还在打。他们都是十五六、十七八岁的青春少年，已经在最好的学校接受了七至十二年的新中国教育。

这就是浙江省杭州市第四中学1966年“文革”初美术教师俞之清的妻子和岳母被打死的事实。

“她”是我同班同学。

1966年的文化革命，对于我自己，就这样拉开帷幕。血腥接踵而至……

（一）

曾经在少年时写过一篇作文：《我的同学LYJ》。

那时候作文，不仅老师出题目，还有范文在课本上，经老师的段落分析：第一段，外貌；第二段，性格特点；第三段，记他的一件事；第四段，感想……谁模仿得好谁就会得到高分，甚至老师拿到课堂上来宣读，那是很荣耀的。

其实，这种作文等于填表格。我们的语文课代表是这方面的高手，她经常拿到90、95分。而我的作文分数则经常徘徊在60和70分之间，不是离题了就是太短。可那一次我拿了85分，这是在M老师任教期间我拿的极限高分。

我记得我写了“水汪汪的大眼睛”、“银铃般的笑声”、“热情、乐于帮助同学”……这些文字大多是有出处的并且广泛引用就像我们现在每天可以听到“鲜为人知”、“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但是那确确实实又是“纯属巧合”的真实。而最主要的是：我喜欢她，这也是我没有像其他同学那样写父亲、老师、班长、解放军、贫下中农……却写她的原因。她聪明，可以不费吹灰之力考出满堂红。她能歌善舞，是我们班的文娱委员。她让我快乐，不论是15分钟课间休息的疯玩还是在课堂上狂传纸条；不论是捉弄他人还是一起解数学题；不论是下乡劳动还是合唱团唱歌……我们心有灵犀，快乐不可阻挡，甚至不知道这世界除了快乐还有什么。这种快乐一直持续到1966年夏天。

1966年的夏天，一切快乐戛然而止。

一天LYJ没来学校，然后说是她写反动标语被抄了家、被红卫兵刑讯打成重伤。在审讯中她辩解道：那天正在写一篇大批判的提纲“反革命思想的资产阶级……”恰逢广播通知全体师生去操场开批斗大会，她匆匆放下只写了头二字的提纲草稿在自己抽屉里就离开了。

而这就是不知怎么搜查到的“罪证”（难道有人时时在搜查每个人？那时又没摄像头）。得知这消息，我当时真的不寒而栗：这是多么容易发生在每个人身上的疏忽啊！尤其是我这样一贯粗心屡屡闯祸的人！我庆幸我的侥幸：灾难没有发生在我身上！

辩解，当然成了“狡辩”。“不认罪”则“罪加一等”，就有必要严厉拷打，直至她承认自己是反革命。承认，则更有理由“痛打落水狗”，还要“狠狠踩上一只脚让她永世不得翻身”！

红卫兵们轮番去她家抄家，轮番拷打。听说家里可以撕的都撕碎了，可以砸的都砸烂了，可以拿的都拿走了。最后一次看到她，是被押解来的，好像是来办理开除离校手续。曾经“水汪汪的大眼睛”、“银铃般的笑声”、笑靥满面眉飞色舞的她，变成了一具蓬头垢面灰暗枯槁僵滞的散了线的木偶，后脑杓有一块暗红色血痂将一绺头发粘结成一个小鸟窝。让人永远无法忘记的是那目光，曾经水汪汪的大眼睛，变成呆滞的、没有任何内容的铅灰。

是什么东西永远死了？！

那一年，我们16岁。

1966文革那一年，我们才16岁。（网络图片）

（二）

原来我们都是班里的好学生，学习好，十分活跃。LYJ还是班级的文娱委员。大家都知道我们是最好的朋友。

但在那个夏天，我们都成了随时可能被专政的边缘人物。LYJ的家庭出身好像是“小业主、职员”，我的父亲则是“反动学术权威”，稍后一些时间我父亲即被关进“牛棚”。那时候周边每天都有人被揪斗，每天都有这家或那家被抄家。很多人的得意、快感让我清楚地感觉：我不是革命队伍中的一分子，我是个“异类”。我曾一心努力想要挤进那个“革命队伍”中去摆脱作为一个“异己”的恐惧。只有在革命队伍这个群体中，你才不会孤立，你才可以在轰轰烈烈的革命行动中成为主体一员，你的恐惧才能消散。比如说，你鞭打别人你就不恐惧；而你若无权鞭打，你就随时有被打的惶恐。可是，我是铁定入“另册”的，没有资格参加“红卫兵”。

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她好像完全呆傻了，任别人揪来揪去。我没有勇气和她对视，我连上前道一声别的勇气也没有。我当时是想要上前，却犹豫而最终止步了，因为我害怕！

我选择了沉默。我得向施暴者表示：反革命该死，我划清了界限。我知道鞭子已经高高举起——今天是她，明天就可能是我！若在那种时候上前问候道别一个反革命，其后果等于你也是一个反革命。那就一切都完了！

似乎“惩罚”并不就此算了结。她只好任由家人安排迁去了运河边一处小镇，那是祖上老家。再后来听说她早早地嫁给了当地一个善良本分的铁路工人。我猜那是因为“铁路工人”这个头衔和血统足以给她挡风遮雨吧。

我的16岁的恐惧：我在最要好的朋友落难时没敢挺身而出，因恐惧而与道义失之交臂。

至今我睥睨自己。

是的，恐惧是超乎一切的强大的。

在恐惧面前，理性思考、正义、人格、亲情友爱……都可能迟疑、止步。

就如犹太集中营里看着别人受死无动于衷甚至甘为帮手是一样的，生存恐惧下的自保。同样，那时很多人会揭发揪斗父母兄弟姐妹朋友同志生死至交……甚至无中生有添油加醋，把屠刀指向至爱，拿舌头舔刽子手的屁股。

而当灾难临近却尚未降临至我，哪怕为了苟且一时，我也得向“灾主”示好，以求暂且免死。

我们曾经以为有些东西是高于生命的，而这些东西很容易就被我们背叛了。

而今我想，怎样解释这一切都是虚伪浅薄的！其深层和基本原因只能是恐惧——人类共有的与生俱来的生存恐惧。因为恐惧，不惜跻身刽子手的行列！

更何况，设想我若是“红”色出身，或可挤进那个“革命队伍”中，照我那极端、张扬、好表现的性格，我也许会是同样的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作为”。不是也许，我想是“肯定”。或许，避开面对熟悉要好的亲朋；或许是某个陌生的无辜受虐者；或许是早就不顺眼的“对头”；或许于纷乱打砸中踩上一脚……我不敢往下想。

我的16岁的侥幸：我没能成为一个施暴者的“荣幸”！

1966年的文革，让曾经的同学变成暴徒。（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三）

42年后的又一个夏天，高速公路的路牌显示出了那个运河边小镇的名字。仅仅一个小时前，我改变了旅行路线。前方3公里，1000米，500米……我要求司机让我在高速出口下车。

从那年LYJ被揪斗拉走后，我们第一次单独见面。见面的刹那有点儿像久别的情人，激动、兴奋、一点点潮红，手牵手。

我们坐在她那不足10平方米的小天井，听她絮絮地述说：她的房子拆迁“不要大，够住就好”，她的股票套牢又逃出，她的妈妈九十岁还能煮饭，她的儿子媳妇孙女……她的脸颊复归红润，眼光偶尔闪烁兴奋的光芒，声音依然银铃。我们聊着最寻常的事，聊着这些我从来不耐烦参与的千篇一律的谈天内容，心灵深处波澜起伏。

那些曾经是同学一度变成暴徒的人，是否也在某处绸缪着新房旧房、股票基金、儿女婚事？也在饭桌上絮絮地谈着同样千篇一律的内容？但他们一定不会想起那个曾经被打成重伤被毁了家被迁徙离开了我们那座著名城市著名学校的水灵精乖女孩LYJ的一生，怎样地从16岁开始彻底改变来到这运河边上的陌生小城。他们也许早在滚滚红尘的革命熔炉里集体自觉地将那些“辉煌历史”熔化再铸了。

我的思绪随着天井上方的藤蔓绵延到很远很远。

责任编辑:一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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