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纸运动被捕者:她们是谁 经历了什么?(上)(图)

作者:素年 发表:2023-02-21 0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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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2022 年 11 月 27 日,市民在北京游行时举着一张反对审查制度的白纸。(图片来源:Kevin Frayer)

【看中国2023年2月21日讯】她们喜爱阅读、写作、电影放映,地下音乐,热衷于探索城市里处于夹缝中的、有叛逆气质的公共空间。她们是一路升学上来的“好学生”,却因感受与目睹具体的不公,而成为行动主义者。她们如此年轻而又热情,假以时日,她们将承担起更多。如今,面临严厉的打压,“起点却彷佛成了终点。”但她们行动的意义才刚刚开启。

2023年1月20日上午,农历春节来临的前一天。在失去自由29天后,27岁的曹芷馨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律师。

这是在北京朝阳区看守所的会见室。她穿着土黄色的棉布上衣,灰色的棉裤,这是看守所的“号服”。按照惯例,会见时间只有40分钟。

“她很坚强。”知情者说。

前一天夜里,也就是北京时间的1月19日晚上11点多,被关押在朝阳区看守所的多名“亮马河悼念活动”的参与者,被陆续以“取保候审”的名义释放,其中有记者杨柳、秦梓奕等人,但曹芷馨没有在其中。她和她的另外几位同龄密友,包括李元婧、翟登蕊、李思琪,同时被宣布批准逮捕。罪名也由此前的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更改为“寻衅滋事”。

据知情者称当晚被批准逮捕的至少有20多人,他们都与2022年11月27日夜发生在北京亮马桥、反对疫情封控的悼念与抗议活动有关。

知情者说,曹芷馨在得知自己被批捕的消息后,感到非常失望。她确实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参加一个正常的悼念活动,会遭遇如此严重的后果。在收到家人以及男友的问候与关心时,她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而在此次见到律师之前,她并不知道自己在被抓之前录制的求助视频,已传遍了全世界。在这个视频中,她预感到自己将要“被消失”,而尖锐地发问:“我们这些青年只是正常地悼念自己的同胞,为什么要付出被消失的代价?我们是谁不得不交差的任务?”

早在1月9日,律师就为她提交了取保候审的申请,但被驳回。1月17日,律师向检察院提交了“不批准逮捕意见书”,认为她只是“参与了自发的民众悼念活动,完全不构成犯罪。”但这份意见书并没有被检察院采纳。

和曹芷馨同一天被批捕的另一位年轻女性——27岁的翟登蕊,则没有在农历春节前见到自己的律师:繁琐的各种申请手续,以及不断出现的“意外”,让会见变得很困难。

在失去自由之前,翟登蕊正准备申请到挪威的奥斯陆大学攻读戏剧专业的研究生。热爱文学与戏剧的她已经为此准备了很久。原本她的亲人想在律师会见时问到她的申请密码,替她提交申请,但因为律师迟迟不能会见,如今已错过申请日期,只能留下遗憾。

还有李元婧,毕业于南开大学,又从澳洲留学回来,是一位职业会计师,也是她们中“最有钱的”。以及李思琪,一位热爱写作与读书、自称“不自由撰稿人”的青年。她曾经毕业的伦敦大学金斯密斯学院,于2023年1月28日刚刚为她发出了支持声明。

她们四个人,是同龄的密友,在失去自由之前,都居住在北京鼓楼老城区的胡同一带。她们都有鲜明的文艺青年气质:喜爱阅读、写作、电影放映,以及地下音乐。她们热衷于探索这座城市里那些处于夹缝中的、有叛逆气质的公共空间。

她们关心社会议题,但还没有来得及进行真正的公共发言。在一位密友的眼里,曹芷馨,以及她的朋友们,大多数只是“半积极分子”,是一群热爱生活的、“对什么都有兴趣”,愿意什么都去尝试的年轻人。“但她们与真正尖锐的问题之间,还有一定距离。”

她们基本上都是在2015年左右进入大学。从那时到现在,原本就十分薄弱的中国公民社会一直处于被高度打压的状态。近十年来,在北京,很多公共领域的讨论与行动已难觅踪迹,而她们,身处文艺资源曾十分丰富的北京,在残存的公共领域的夹缝中生长起来,并有一条脉络可循。她们身上,有着这一代人的独特烙印。

“她们是一群有反思能力的人。她们也是行动主义者。”曹芷馨和翟登蕊的另一位朋友阿田(为保护当事人,此处用化名)说。他于2022年9月离开北京,去攻读博士学位。他说自己如果在北京,那天晚上,也一定会和她们在一起。

“这一切迟早都会发生的,这三年极端压抑的疫情管控只是一方面。”他说,“在这片土地上,只要有不公不义在,反抗就一定会发生”。

“假以时日,她们可以承担起很多东西。但现在,随着她们仅仅因为一次街头抗议就面临严厉的刑罚,起点却仿佛成了终点。”阿田说。作为朋友,他为此感到痛楚。

1被捕

2022年12月18日,卡塔尔世界杯决赛的当天,曹芷馨从北京到了上海。

二十多天前的11月27日夜,她和一些朋友在网上看到了悼念乌鲁木齐火灾死难者的消息,就去了离家不远的亮马桥。“对她来说,那是很自然的事情。”她的男友后来说。

她带了一束鲜花,摘抄了一些诗句。有人看到了她在微信上发的两条朋友圈,那是她在现场。照片上也只是鲜花,诗句,还有站在一起的年轻人们。

已是深夜,离开现场后,她和朋友们又去了鼓楼周边的酒吧玩,然后于凌晨时回家。好友翟登蕊也借宿到她那里。她一觉睡到大天亮,而此时,远在国外读书的男友,正在焦急地联系她。

11月29日中午11点多,曹芷馨正在和男友通电话。男友在电话那头听到了曹的房间有警察上门,一片杂乱的声音。

“她是个心很大的女生。常常连门都不锁。”她的另一位朋友后来说。五、六名警察直接进了她位于胡同杂院里的小屋。

她被带去了附近的交道口派出所。根据中国法律的规定,传唤或拘传不得超过24小时。和当日被带走的大多数人一样,次日凌晨,曹芷馨被放回了家,但手机和电脑以及iPad被扣在了派出所。

回到家的曹芷馨有一丝担心,但依然正常生活着。12月7日,在亮马桥悼念活动发生10天之后,中国政府公布防疫措施“新十条”,全面放开了疫情管控。身边几乎所有的人都感染了一轮,曹芷馨也不能幸免。

政府在一夜之间放开管控,在全中国,买不到基本药物的人们都在自救。但无路如何,荒谬而严酷的清零政策终于结束了。“人们终于获得了在家生病的权利。”作家狄马曾这样评论。

也是在这样的氛围中,曹芷馨和她的朋友们多了一丝乐观。无论如何,政府放开管控,其实是间接承认了封控清零政策的失败,这似乎使得此前的悼念和抗议活动无可指责。

在第二次被警察带走之前,曹芷馨曾和密友一起讨论可能的后果。

“我们当时猜测:有百分之五十的可能,这个事情会不了了之,毕竟大家只是正常地去表达了一下哀悼之情。但也有百分之四十的可能,去了现场的人会面临几天的行政拘留。只有百分之十的可能,会有严重的后果。”她的朋友说。

但最终,出乎意料的,那个最坏的结果降临了。

12月18日的卡特尔世界杯决赛,直播是在中国的半夜。曹芷馨专门买了炸鸡,和男朋友约好一起看世界杯。球赛大约看到一半,她突然告诉男友,她全身都凉了。因为她得到了消息:曾去亮马桥现场的好几个朋友又被抓了,包括杨柳。

“那个夜晚,一方面是世界杯上的欢呼,梅西获胜的喜悦,一面我们的心又冷如冰窖。”她的男朋友说。那是个奇特的夜晚,愤怒、担忧交织在心头,让他至今难忘。

第二天,曹芷馨就坐火车回到了湖南衡阳的老家。“她觉得,哪怕被抓了,也是和家里的人在一起。”朋友说。

在老家的五天里,家人不知道,曹芷馨悄悄录下了一段视频。如果她被抓,这段视频将会被朋友们放出来。视频上,她穿蓝色的衣服,中长的头发。她有着明亮的眼睛,是一个美丽的女孩。

12月23日,接近中午时分。来自北京的五六个警察敲开了湖南衡阳的家门,带走了曹芷馨。

2胡同里的“鼓楼文艺青年”

被警察带回北京的曹芷馨,先是被关押在平谷区看守所,又于2023年1月4日转移到了朝阳看守所。

很快,房东的电话就打到了老家,告知要终止租房合同,让曹芷馨搬家。寒冷的北京一月,家人只得委托了她的朋友,一点点把她的书和生活用品搬出了她租住的东旺胡同一号。

从湖南出来上学“北漂”在京,曹芷馨对胡同有一种热爱的执念。离开学校后,她就一直租住在鼓楼附近的胡同里。被抓之前,她租住在胡同里的一间一居室,在一个带大门的小杂院里头。

朋友说,她此前租住胡同的第一个房子更小,是一个铁皮搭的阁楼,“站在房子里,有一块地方都伸不直腰。”

2021年7月,曹芷馨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毕业。上学时,她的专业是环境史,研究生毕业的论文题目是关于清末的长沙。她对城市的历史很着迷,看过那本《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她也很喜欢研究城市的肌理和市井生活。

“我是北京人,可我并不喜欢胡同。胡同里环境杂乱,没有厕所,一般人受不了。”她的朋友说。“我没有她那么热爱北京,但她和这次被抓的朋友,却最喜欢北京这种多元文化、民间生态,以及普通人的生活。”

“这一次,他们抓了一群最爱北京的年轻人。”这位朋友说。

毕业后,男朋友想去国外继续读书,曹芷馨却想先去工作。她一直想进入出版业,还没毕业就开始就在几个著名的出版社实习,包括广西师大出版社、中华书局等。

在男友看来,她想去出版业,还是和她喜爱读书和写作有关。另外,学历史专业,本来就业就困难,周边的同学,或者考公务员,或者去国企、大厂什么的做宣传员,或者去中学当老师。这似乎都不是她的兴趣。

可他们也都清楚,在当下的中国,出版业其实“很窒息”,许多出版社都面临着财务危机,要在北京立足,对年轻人来说并不容易。

最终,作为一名优秀的实习生,她留在了北京大学出版社,并且转正成为一名正式职员。她工作也十分卖力。如今,在B站上,还有她介绍《全球通史》这本书的一个长视频。那时,她刚到北大出版社,正赶上推广这本书。

“她很聪明,老师也很欣赏她。她有学术能力,也有思考的敏锐度。我一直希望她也能出来继续读书。”男友说。事实上,她身边的朋友,很多都有留学的经历,她也想出来看看。

她的老家在湖南衡阳,父母在体制内工作,家里人大多是公务员。但最终,伴随着读书、成长、阅历,这个女孩,渐渐长成家人并不了解的人。

2018年,她和男友相识,2019年开始交往。他们在一个电影放映活动上相识,两人都在读历史学硕士。2021年毕业后,他出国了,两人开始异国恋,每天都要电话。有时,两人视频,什么也不说,各自做各自的事,她会弹奏尤克里里,唱着歌。爱情甜蜜,他想,只要再重逢,就要考虑结婚的大事。

3“半积极分子”,“有趣的人”

在最熟悉和亲近的朋友眼中,曹芷馨只是一个有趣的、爱做些好玩事情的年轻人。她并不是政治上的活跃分子。“她太年轻了。从学校刚毕业,一切都开始,还没来得及做点什么。”

和那个晚上很多去亮马桥现场的人一样,她并没有行动的经验。“在前一天上海的抗议事件发生后,当天的北京,有一种很乐天的气氛。去现场的很多人,甚至都没有戴口罩。”一位朋友回忆。

在男友眼里,她和她的朋友们,此前并没有参与过政治活动,也没有真正反对过什么。他们中的很多人,甚至没有公开地发声过,也没有留下公共言论。

“可她又是一个多么有趣的人啊。”男友说。她和朋友还曾一起出去“卖唱”。她不是专业的歌手,就是觉得好玩,像玩闹一样。大家都很开心,也并不是很认真。“挺逗的一群朋友。”

他认为,曹芷馨和她这次被抓的一些朋友,最多算是“半积极分子”。她们一起做一些事,但都很正常,包括放电影、读书会讨论等等,这些放映和讨论关注女性、环境、家庭等议题,但并不是那些在这个国家绝对被禁止讨论的东西。

而她大部分的朋友,是这一年多才形成的圈子。毕竟大家都是刚毕业才两年多。

她有一位叫曹原的朋友,也是人大的同学,学社会学。那时候,大家一起去电影节看放映。“在路上见到好几次,后来回到人大,在食堂门口又碰上了,这就熟悉了起来。”

曹原参与一个人类学的公众号编辑。和大家一样,关注相似的议题,从文学、艺术、电影到女性主义,生态自然等,也包括政治自由。2023年1月6日,警察带走了她。

和曹芷馨一样,她的这些朋友也基本都住在胡同或周围。“对很多精致的年轻人来说,住进胡同里,没有厕所,而且周围住的都是快递小哥、送外卖的人。一般人接受不了。但大家都愿意接地气。”蓬蓬(为保护受访者,此处用化名)说。

蓬蓬也是她们的朋友。她说:“基本上我的朋友们都有这个气质。她们愿意去做一些生活中的微小抵抗。”这些抵抗,很多时候,基于对性别身份的认知,以及对各种肉眼可见的不公正而发生。

这次成为焦点的亮马桥,原本就是一个年轻人喜欢去的地方。那里原来河水污染严重,但在2019年完成了改造,成为一个很宜人的城市公园。而且这一带也是使馆区,文化多元,有世界各地的食物,中东菜、北非菜、印度菜等,吸引着有好奇心的年轻人。

但是,城市在外观上的发展和变化,不能掩藏这几年越来越压抑的政治氛围。近年来,中国对言论环境的严苛打压已毫不掩饰。不管是媒体上,还是学校里,各种议题渐渐都成禁忌。三年疫情的封控,环境愈发压抑。一位朋友说,每次聚会、放映等活动完,大家一起会讨论,但其实大家也都“挺迷茫的”。“讨论完了,也不知道怎么办。”

有时候,这些年轻人也会组织徒步,一起去郊野走走。曹芷馨喜欢小动物,也关心环境。此前她和男友一起去过南京的红山动物园。在这次失去自由前不久,她还在红山动物园认养了一只小野猪。每年捐几百元,“给小野猪加餐”。

 

(本文为《议报》转载。原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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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来源: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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