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1月21日，一小批红卫兵大喊口号游行。（图片来源：JEAN VINCENT/AFP via 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2年1月30日讯】近日，一则某国杀俘新闻勾起了我尘封已久的记忆。
于是，我分别在谷歌和百度输入了以下四个关键词：王小明；延安；武斗；杀俘。
搜索无果。
君不知，上世纪六十年代末，王小明可是陕西省延安县城赫赫有名之人啊！
有诗曰：江山代有恶人出，各自遗臭数十年。悠忽间，弹指五十余年逝去，王小明之遗臭果然早已无痕。
一
一九六六年，文革风云骤起之时，王小明尚为延安县北关小学六年级的一名学生。那时，我母亲是这所小学的校长。该小学成立于一九三七年，最初叫列宁小学。
那时，一件小事就让王小明成为我心中的偶像，只因为他敢于和他的老师厮打，那是一位批斗我母亲最最心狠手辣的家伙。
我当时念五年级，在另一所小学就读。那一年，我首次领会了何为黑色幽默。之前，每每母亲带我上街时，路上常常会遇到她本校的学生。这些红领巾们总是一个立正，一边行少先队礼，一边对母亲说：“黄校长你好！”。文革伊始，全国大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母亲成了走资派加阶级异己分子。自对她的全校批斗大会之后，再和母亲上街，好几次都冷不丁窜出几个小孩来，冲着我们振臂一呼：“打倒黄某某！”，然后又都一溜烟地跑了。
王小明与我的仇人在他的教室扭撕在一起时，我恰好经过。记不起来我那天为何没去上学。
王小明和那位老师都猴精猴精，面对满教室学生，虽没有挥拳相向，却各自用双手抓住对方的双肩暗中发力。老师想把他推出教室，而且一开始占据上风。王小明当时顶多一米六高，又瘦，他待老师力气消耗大半，累的气喘吁吁时，竟把高他半头的老师死死地抵在了教室前门的门框上动弹不得。该老师呼哧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头上冒汗，脸涨成了猪肝色。王小明那张清秀的脸庞则露出得意的笑。不知为何，满教室的学生无一人上来拉架。
有王小明壮胆，我哈哈哈地笑了出来。该老师见我如此幸灾乐祸，猪肝色的脸立刻就变绿了，绿得象片白菜叶子。
我和该老师同在北关小学的职工灶上吃饭，又住在同一排教师宿舍中，抬头不见低头见。我在心中暗骂道：“狗日的，你不是糊了个高帽子，要在批斗会上给我妈戴吗？今天有人替老子出气了吧！”
全校师生批斗大会前夜，为了被批的校长要不要在会场上戴上那顶已经制作好了的高帽子，北关小学的教师们吵成了一锅粥。母亲已从一间较大的房间给撵到了一个很小的房间。先前那间也不大，家人都回来时全体脚对脚睡。老师们争吵的声调愈来愈高。隔着好几间房子都能听得到。母亲靠着门静静地听着，但我看得出，她脸上的表情时而愤怒，时而宽慰，最后双眼噙满泪水。
那顶高帽子最终未能戴到她头上，多数教师否决了那个道具。
王小明家住延安地区人民医院（现名为延安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据说他是单亲家庭，母亲是洗衣房的工人。该医院在我和二哥上学和进城的路上，我两和王小明经常擦肩而过。自他和那位老师干仗之后，我在任何地点遇到他，总是对他投以报答的微笑。
我们兄弟都胆小。一次母亲又被揪斗，我和二哥没心思上学，躲在与北关小学相邻的延安机械厂厂区里发泄不满。就在两兄弟向一公厕入口处的电灯泡投掷石块泄愤时，一个老工人看到了这一幕。他诧异地张大了嘴，却未发一言。我父亲曾在该厂工作过许多年，这位老工人是看着我们长大的。
我永远忘不掉他那吃惊的表情。
二
再次见到王小明时，他肩上多了一支崭新的半自动步枪。
那是一九六七年的冬天。王小明所在的联总派（延安地区革命造反联合总部），已在一个风高月黑之午夜，向对立的联指派（延安地区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发动了总攻。他们佯攻宝塔山，主攻清凉山，枪声响了一夜。清晨，联总派攻占了县城东关。联指派则丢下十几具尸体，从他们所占的东关撤逃了。据说，两派都拟定半夜向对方发起总攻，但不幸的是联指派的总攻时间比联总派晚了一个小时。
一九六七年夏开始，这两派的对立日益加深。双方先是拳脚相向，很快就棍棒，铁矛伺候。两派都死了人，也就都红了眼。走资派等牛鬼蛇神们成了暂时无人搭理的死狗。我和母亲走在大街上，也鲜有小孩冲着母亲喊“油炸”，“炮轰”之类口号了。学校已无法上课。我和二哥总喜欢挤在人群中，看那抬着死人，手持冷兵器的武装大游行。这种威风凛凛的武装巡游，双方都搞过数次。
没热闹看时，两兄弟就躲在小树林里，学着用报纸卷烟卷儿抽。我俩尚小，搞不懂何为造反派，何为保皇派，也实在分不清联指派和联总派究竟有啥区别。只知道他们都忠于毛主席他老人家，都奉旨造反，都反修防修，都揪当权派，都狠斗地、富、反、坏、右。当然，我们更不明白，既然这样，为何会兵戎相见，你死我活？我的小姑笑我两幼稚的可爱。她是的联总派支持者。姑姑在校时不仅是学习尖子，还是延安中学女子田径7个单项记录的长期保持者，却因成分高而没有上大学资格。她说不少像她这样的黑五类，都同情联总派，认为联总派才是真造反。
联总派占领了整个延安县城后，他们的大喇叭广播车沿街播报：“东关解放了！这是我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的又一伟大胜利！”
于是，我们钻出龟缩了若干天的房门，上街看俘虏，捡弹壳，会朋友玩。
新编的儿歌亦在我们半大小子中传唱：“老乡们，老乡们，快快参加黑老总，一人一杆全自动，一人一条大前门！”。老人们却说，早几十年前的那个原版儿歌，要比这个山寨版的神气多了。原版的是：“待到打下那榆林城，一人一个女学生！”
“东关解放”后不几天，我又碰上了王小明。那天，他一身蓝色新衣，背着半自动步枪，踱出地区医院大门，往电影院方向溜达。他未看到我，我在他身后十多米，与他相向而行。
三个小男孩被他肩上的枪所吸引，嬉闹着尾随着他。王小明头也不回，只是时不时地从衣兜里掏出几个弹壳扔到身后。三个男孩不停地争抢。不一会儿，王小明身后就又多了几个孩子。接着，两个男孩儿为抢一个黄铜弹壳扭打在一起。
看到此景，我像是被电击一般。
当时，我和大我不到两岁的二哥亦是狂热的子弹壳收集者。由于延安武斗中使用的枪支来源五花八门，故两兄弟搜集到不少型号各异的弹壳。有七九式，九九式，三八大盖，卡宾枪之弹壳，还有五零式冲锋枪和水联珠等的弹壳。这些弹壳统统都是金灿灿的黄铜所制，既能把玩，又能卖钱。只有全自动，半自动步枪的弹壳没人要，因为是铁的，不值钱。
我停住脚步。看着王小明的背影，不由得由衷感叹：“小明只高我一级啊！他已是战士，我却还属于玩弹壳的小屁孩！”
三
眨眼两个月过去。联指派已在其它几个小县城和延安城外不少村镇稳住了阵脚。他们甚至还发动了一次攻打延安城的战役。
两派动枪动炮之前，为避战祸，父母做了分工。父亲带着大哥，小妹远避陕南老家。大哥系初二学生，正是最易热血和冲动的年龄。母亲，二哥，我，还有我的堂弟则留在延安县城。
联指派攻打延安县城时，我们母子四人住在延安县文化馆小院中。院中有十来间员工宿舍。属联指派的员工大都逃之夭夭。尚住在院中的几户都将窗户用砖头堵了起来，窗玻璃上还贴了米字纸条。攻城那天，有迫击炮弹在我们不远处爆炸，凤凰山上传来的机枪射击声时而急促，时而转为极有韵律的点射。
两兄弟既紧张，害怕，又有着莫名的兴奋。我俩借口去撒尿，却站在小院中眺望凤凰山。枪声中，能看见几十名联总武装人员猫着腰，沿着山脊上残存的古城墙往山顶运动。
联指派攻城失利，撤了。联总派高层提出了新的六字方针：把好川，守好山。联总派还时不时地开着武装卡车长途奔袭，甚至围点打援，占了不少便宜。据说，联总里有高人指点，说此人曾在赴朝志愿军中当过作战参谋。后来，此类人获得了一个专属头衔，叫武斗黑手。
我见到过一位联总派武斗黑手。在清队运动中，他开枪自杀，没死掉，重伤后的他被人用担架抬到了批斗会场。会场就在县文化馆对面的边区大礼堂。我又跑去看热闹。会前，担架被放在礼堂前的广场上。我挤上前去。躺在担架上的他盖着一条军用毛毯。只见此中年男子脸色蜡黄，两腮塌陷，双目紧闭。围观者中有人愤恨地说:“你他妈的也有今天！”
不知此人是否就是那位当过作战参谋的高人。
两派还很快和榆林等地的同派别武装力量建立了联系。
还是那个冬季的一日，我恰好又路过地区医院。忽然，三辆卡车鸣着喇叭呼啸而来，每辆车上都架着机枪，车帮两侧各站着一名持枪的年轻人。卡车火急火燎地拐进了医院。
这是送伤员的车。
我急忙往医院里跑，想进去看热闹。这时，王小明已横枪立在了医院大门口。他对我微微点头，将我放了进去，把其他围观群众挡在了门外。
卡车已停在了院门诊楼的门厅口。几个白大褂从楼里奔了出来。他们帮着把几个担架从车上抬了下来，又扶着担架，一路小跑地前往手术室抢救伤员。
一个随车而来，肩背全自动步枪，顶多十五六岁的小个子哭着对王小明说：“三挺机枪压得我们头都抬不起来……”。这个小个子学生模样，有着极浓的榆林口音。他们是返回榆林时遇袭的。
我离开医院时，王小明依然持枪把守在大门口。他脸色凝重，像个大人。
以后，我又耳闻到他的点滴情况。比如说，他已成为联总派一位工人头目的警卫员，配上了手枪。
四
若干个月后，中央下令两派大联合。
不知是省上，还是中央派了一架飞机飞来撒传单。可能是防范地面武装对空射击，飞机飞得很高，加之延安城区地貌复杂，纷纷扬扬的彩色纸片儿，大都飘到了凤凰山上的灌木林和草丛之中。我们十几个好奇的半大小子争先恐后地往半山腰跑，每人都捡回了一大摞传单。原来是中央关于制止武斗的通告。
上面下令：在规定的某日午夜十二时起，
任何一方，不得再射出一发子弹，并立即上缴所有武器。
那日，临近午夜时，延安城区枪声大作，天空犹如万道流星划过，亦如上千焰火升空，煞是好看。持枪者们在过最后的枪瘾，他们将一梭梭带有曳光弹的子弹倾射到天空，以此与手中的武器告别。
有人赞叹道，主席他老人家真是收放自如，一声号令，天下无人敢不从。也有人认为老人家差一点就收不住了。
上缴武器包括刀具的命令执行的颇为严格和细致，不漏任何单位和个人，包括我们这样的半大小子。随后的日子里，二哥和我也乖乖地把各自珍藏的匕首和刺刀上缴了。这可是我俩用其它宝贝换来的。捡来和讨要到的十几发子弹，我俩用虎钳将弹头摇松后拔出，再倒出片状或柱型的火药。所有弹壳，包括这几枚底火未被撞击过的弹壳，统统卖给了废品收购站。一个铜弹壳给二分钱。得知有个收购点一枚弹壳给三分钱，兄弟俩懊恼了好几天，后悔卖早了。那时，买一个金黄色，飘着迷人香气的卤鸡爪只要二分钱。
这点钱补贴了家用。当时买粮买菜都精打细算，日子真是紧巴。
传来消息说，王小明在武斗中，将数名战俘押至隐秘处射杀。据传，他总共处决了八名俘虏。有人说他是奉命行事，也有人说他是擅自行动，理由是他所警卫的那个工人头目没有出事。但是，无论国与国，族对族，还是派对派，杀俘都是一种灭绝人性的犯罪。
五
很快便到了一九六八年的冬天。老人家刚刚发表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
那是冬日里少有的一个暖暖的中午。我的大哥，延安中学初六七的学生，带着我，在延安街头和他的同学碰面，商讨去哪儿插队，相互之间如何组合和照应的事儿。那天，从延安电影院到南门坡这段近千米的大街上，到处是三五成群的中学生们。他们失落，忐忑，迷茫。他们有的窃窃私语，有的在高声喧哗。
最高指示说：“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的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
需同时离开中学校园的是从初六八级到高六六级整整六届中学生。他们无人想到会是如此结局。按最高指示之精神，连大学毕业的子女也得给送到乡下去。特别是高六六、高六七两届，他们还幻想着能考大学。现在希望完全幻灭了。
大哥的一个同学压低声音说，请大家特别注意老人家的遣词用句！主席对我们的称呼变了！两年前还说要尊重我们革命小将的首创精神呢！现在不光撵我们下乡，我们也降格为子女啦！子女是要人管的！”
大哥他们都默认他的分析。大哥说：“不吃凉粉我们腾板凳！”。我在想，如果中学还开办，过几年我中学毕业，等待我的将会是什么命运呢？
这时，王小明被五花大绑，由南向北给押过来了，是步行。
王小明昂首挺胸，嘴角挂着微笑，步伐不紧不慢。好久不见，他个子窜高了一截，脸上长满了密密麻麻的青春痘，上嘴唇上有了黑乎乎，毛绒绒的胡子。
一个想必是联指派的中学生冷不丁地冲到街中央，扇了王小明一记极脆的耳光。接着照脸又是一拳。鲜血顿时从他的鼻孔和嘴里流出来。王小明轻蔑地吐了一口嘴里的血，挺胸依然，昂首依然，微笑依然。
望着曾经的偶像，我心中五味杂陈。
“打死他！”，路两旁有人喊。
几个挥拳冲上去的学生都被押解人员挡住了。
“王小明，好样的！”有中学生高喊，想必他是联总派的，他竟然还鼓起掌来。
马上又有几个学生拍起了巴掌，像是在夹道送别一位英雄。
好在这些曾经敌对的学生没有当街打起来，他们已经没有了互殴的心情。
那天，那一群群在延安县城主街道上游荡的学生，大多数来自我的母校延安中学。
文革前，每逢五一，十一，延安县城通常都举行各界集会和大游行。游行队伍里，延安中学的武装民兵连最博眼球。打头阵的总是几个帅小伙和他们肩上的一挺马克沁重机枪，紧随其后的是白衣蓝裤的持枪男女生方阵。
武斗中，不少学生成了枪法准，敢冲敢拼的骨干。1970年复课闹革命，我在延安中学上初一时，学校尚关押着一个68级的学生，他在一次武斗中远距离射杀了对立派的一位武装人员。只要学校开批判大会，他总是第一个出场，站在主席台下陪斗。长期不见阳光，他的脸色惨白。主席台下挨斗者最多时有十几个，多是有劣迹的学生。他们一字儿排开，构成了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武斗期间，延安中学的“红先锋”战斗队威名远扬，只是我搞不清他们属于哪派。大哥同窗好友也战死了一位。还有一位绰号假小子的女孩也名声在外。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我脑海里依然能清楚地浮现出她那红扑扑，圆润而略黑的俊俏脸蛋。
谣传假小子中伏击而亡。还说葬礼很隆重。亦听说在随后的清查运动中，专案组怀疑她的棺木里藏有枪支，派人将她的墓穴挖了开来。还疯传说当棺材板掀开后，她的脸庞依旧是红扑扑的，像是刚刚睡去。
几十年后同学间又谈起假小子，有同学说假小子活得好好的，好像给判了十五年，出来后忙生意了。
悲催的是武斗致残者。其中也有我母校几位勇闯延安军分区军火库,遭守库解放军战士机枪扫射的初中生。1967年冬日真乃多事之冬。事发当日上午十时许，母亲带我去地区医院看完病后，正步行在返回北关小学的大街上，忽然军分区方向响起一阵机关枪声。军分区距北关小学仅三四百米，中间只隔了一个小小的机械厂。我感觉枪声近得犹如在耳边炸响。那短短几十声枪响清脆连贯，又戛然而止。枪声响起时，街上的行人顿时作鸟兽散，还有人就地卧倒。母亲急忙拽着我躲进了一家店铺。从延安中学到延安影剧院这近千米长的街上，瞬间看不到一个直立着的人。
军分区亦与延安中学比邻。武斗从拳打脚踢升级到冷兵器阶段不久，无论联指派还是联总派，亦或是广大吃瓜群众，都意识到枪炮对决已不可避免。双方都在拼命搜罗枪炮和弹药，连老掉牙的，要点燃药捻子才能射出铁丸的土枪也成了宝贝。听父亲说，延安革命纪念馆里的馆员甚至欲偷出馆藏枪支而未得手。这些枪炮都是当年红军，八路军转战陕北用过或缴获的。父亲曾是筹建这座著名纪念馆的主要美术工作者之一，对馆里情形相当熟悉。
位于延安军分区内的这座军火库是一个战备库。父亲的一位在军分区工作的军官好友告诉父亲说，库里的枪支弹药足够支撑解放军的若干个团打若干年。
两派大战前夕，生死存亡之际，近水楼台先得枪！延安中学联总派的红卫兵们打起了这个军火库的主意。他们第一次接近军火库时被非武力逼退，第二次闯库时，他们也没想到突然间军人就开火了。估计解放军战士贴着地面对他们扫了一梭子。没有死人，但伤了数位，伤的最重的一位被射断了双腿，终身残废。最近我想搞清当时究竟伤了几位校友，就又在百度和谷歌键入了延安军分区；延安中学学生；抢劫军火库这几个关键词，又是搜索无果。
历史就是迷人的无臂维纳斯，残缺的那部分总给人以无限遐想。
听说此事件立马惊动了较高层，当时我们亦听说下令开枪的那位亲联指派的军分区领导很快被撤了职。军中也分两派。开枪后没几天，在一个月不黑，风不高之夜，联总派搬空了这座军火库。
王小明肩上的那支崭新的半自动步枪，或许就来自这里。
听说那位双腿高位截肢的校友，后来安排进了部队的荣军院，由国家养起来了，不知是真是假，以后就再没听到他的消息。倘若他能一直生活在荣军院，其结局必远优于其他武斗致残者。但是，文革后期联指派得势，联总派处境可想而知。有好事者谣传有人欲把他从荣军院里给撵出来。但愿真是谣言。不过，生活在那个住着着诸多战功卓著的正牌军人之荣军院里，他会不会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我衷心祝愿他还健在。
六
那时，总是一个运动未平，下个运动又起。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紧接着是一打三反运动。
于是，我又见证了王小明的末日。
那天，延安地区十三个县同时宣判，处决了十几名罪犯。延安县毙了其中两名。
一位是延安县金盆湾劳改农场的留场就业人员，外号张二杆子。他背负两条人命。据传在一次武斗中，他所乘坐的一辆武装卡车陷入重围，全靠他抱着一挺机枪狂扫，硬是压住了对方的火力，张二杆子据此得名。
另一位就是王小明。从布告得知，他枪杀了六名战俘。布告上他的年龄是十八岁。与公告中的其他罪犯不同，布告中没列出他的出生年月日，亦未说这十八岁是周岁还是虚岁。但没人计较这点，王小明罪孽深重，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我所知的史料中，陕西省持枪参加武斗者，最小的为初一学生。王小明或许创下了两项陕西之最：最小武斗参与者；武斗中杀俘最多者。
行刑地点事先未予公布。以往的执行地都在南七里铺。不少群众已事先等在了那里。
这次的刑场放在了宝塔山下，就在延河与南小河交汇处的河滩上。
那天上午，发小土豆（官名土小平）直接带着我俩兄弟，先行进入了刑场警戒圈之内。三人站在距行刑处仅几十米远的一个小土丘上。随后，闻讯赶来的大批群众远远地站在警戒线外的河堤上，等待刑车的到来。
土豆他爹叫土金璋，系原延安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那时刚刚复出工作。一九七三年周恩来总理回延安，就是他斗胆讲真话，说延安人民吃不饱饭，引发总理老泪纵横。
土金璋曾任中国驻朝鲜大使馆一秘。我两兄弟在土豆家玩时，土豆的弟弟取出几十张平壤的照片给我俩开眼。哇塞，高楼林立，似乎比当时的北京还漂亮。据说那是用联合国战后重建资金修建的。两兄弟看得瞠目结舌，因为当时延安县城最高建筑为三层砖楼。
行刑前照例是游街示众。地区医院在主街上，车队照例是要经过的。
据说，在刑车经过地区医院路段时，王小明竭力挣扎着，将头扭向医院一侧。他不停地向人群中张望。有人说他用目光找人，多半在寻他的妈妈，那位洗衣女工。
延安县城很小，不久刑车就开到河滩上了。两名罪犯被推下车时，张二杆子早已吓瘫，软作了一摊烂泥。到行刑处的几十米，他硬是被两名战士连架带拖弄过去的。
枪声响了，不是两响，是若干声。
枪响的同时，两人的头部都喷出了一米高的血柱，那是脑浆与鲜血的混合物。王小明双腿剧烈地痉挛和蹬了几下，不动了。
都说给王小明吃了六颗炸子儿；一发子弹代表一条鲜活的生命。我虽在行刑现场，但枪声急促，我紧张的心脏跳到了嗓子眼上，根本没去数。事实上也根本没法数，因为张二杆子也挨了数枪。
我们上前观看。空气中弥漫着极浓的脑浆与鲜血的腥味儿。王小明的脑袋象一个被榔头敲碎的葫芦，葫芦浸泡在血红雪白之中，雪白的是脑浆。
警戒线已撤除。远远地，堤岸上的人群已呼啦啦地往这里跑来。五分钟后，这里将会被围得里三层外三层。
该走了。我朝王小明投去最后一瞥，不经意余光却落在他尸体旁亮晶晶的几个小东西上。那是刚才步枪射击时弹出的弹壳，铁壳的。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来源:华夏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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