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编者按：本文为开放杂志记者采访蔡可风和他的几位红卫兵朋友的逃港故事，重现当年他们勇敢不屈追求自由人生和抵达香港后的奋斗经历。
蔡可风（右）1976年1月第三次偷渡，成功抵达澳门。和大姐、妹妹在海边留影。（蔡可风提供）
听说文革时代香港有过一份“红卫兵杂志”《北斗》，参与者都是偷渡来港的红卫兵。究竟真相如何？毕竟是三、四十年前的事，如何追寻？在编辑部的安排下，从本刊作者、资深的新闻人许行先生、梁冬先生等朋友那里找到线索，终于联络到《北斗》的主要成员，现居纽约的蔡可风先生，他向本刊回顾了那个风雨如晦的动荡年代，展现文革时期青年一代激越反叛、挣扎求存的一页。那是今天享受出国自由的中国年轻人完全陌生甚至不可思议的故事。
七○年起珠三角偷渡香港成风
蔡可风文革初是华南工学院在校学生，广东顺德人，家庭出身不好，父亲曾是国民党时代的小军官，六二年高考政审放宽一点，才进了工科大学。六八年知青上山下乡，大学生送到云南军垦农场，七○年因病回广东，七十年代中期经三次艰险偷渡，才逃到香港。
逃港是广东人的“特权”，香港和广东毗邻，那是宝安县（今深圳）的外延部份。自从一八九八年新界租给英国后，边界部份农地相连，边民可随时来去新界耕地，无所谓边防。后来拉起铁丝网，是英国人防范中国人潜入香港，而不是中国政府不准人民进入香港。老一辈人对香港的印象是，那边太辛苦，华人没有安全感。加以中国社会传统的封闭，去外国人的地方有“寄人篱下”“连根拔起”的困扰与担忧，据说在五十年代初，还有香港工人返回广州谋生的现象。
因此，蔡可风七○年在广州最初听到偷渡香港这回事时，还很抗拒，受过红卫兵运动洗礼的他，对毛主席还存有幻想，觉得逃到资本主义香港去，对国家名声不好。对一些逃港的熟人则有同情。但是，在广州待下来，逐渐了解的真相，改变了他的看法。
他说：“当时文革高潮已过去，富饶的珠江三角洲，从斗门、中山到东莞、惠阳，却是穷得可怜，农民太苦了，生产队一天的收入，富裕的七八角钱，穷的才七分钱！而那些跑去香港的人，起码一个月可以赚七、八百元。一个月寄回家乡二、三百元。那时一百港币兑四十元二角二分人民币，二百港元就是八十元人民币，已是一个大学教师的工资，大学毕业生才五十一元五角，偷渡简直是发了财！谁不动心？香港成为我们唯一的出路。”
蔡可风说，七○年起，跑香港就在广东成了风气，尤其在珠三角地区。虽然那时林彪事件发生，文革的牛皮已吹破了，但大家的想法很简单，只是为了一个更好的生活，没有政治原因。因政治迫害逃亡的，有，但很少，在红卫兵这一代中反叛意识还不到那一层。
关山难越，三次偷渡澳门终于成功
文革后，描写知青下乡上山的文学作品不少。二○○九年在香港出版的法国汉学潘明啸的著作《失落的一代》，是研究一千八百万知青整体命运的一部重要专著（编按：本刊二○○九年十月号有专文评介）。书中透露，香港政府统计，非法入境者，七○年七千人起，至七四年三万人，五年共九万四千人，实际人数则超过此数不少。那时偷渡逃港已是一种地下集体行为。主要成员是年轻人。红卫兵逃港（他们把香港叫做Ｋ城）。早在六七、六八年出现，但高潮是七二年，广东青年掀起的。逃港被捕者，只当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关押收容所顶多数月，就放人。但是偷渡逃亡苏联、朝鲜、台湾者，便当作叛国处理，判以重刑。
蔡可风详细介绍他逃港的经过。
原来，六八年下乡支农的老三届在惠阳、东莞、中山一带的，已有半数人跑去香港，每月不止几百人。边界的农村青年本来很老实，后来都被这些当过红卫兵天不怕地不怕的城市知青带“坏”了。他们联合起来逃跑，本地人熟悉路线，更易成功。七二年蔡可风妹妹偷渡成功，在香港荃湾电子厂、制衣厂打工，后去澳门姐姐教书的学校读书，再进澳门山顶护士学校直到毕业。
当年广州逃香港以铁路为界，分东线、西线两条路。东线从打鼓岭、沙头角、盐田、梅沙、大鹏湾一线，有大山阻隔，且海深、鲨鱼出没，风险大。西线文锦渡、福田、流浮山一线是陆路（现在已是高楼林立）。六二年大饥荒陶铸将矛盾转交港英当局，趁英女皇生日之机开放边境，放走二十万饥民，走的就是西线（后来英方吃不消，三天后关门，遣返逃港者）。蔡可风打算从此突围偷渡，但火车到石龙站就要证明，进宝安就要带照片的特种边防证，才能进入边界。他没有证件，只得另找出路。
决定偷渡澳门，再转香港。澳门也以公路分东西线，他七四年初试东线，在中山县下水，那里顺流而下，一次退潮便可达澳门。中途被截而失败。第二次在中山故居附近出发，准备在金鼎附近的吉大湾，用自制橡皮艇下水，又被抓回来，关在珠海山场收容所。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周恩来病逝，人们都去开会了，他和关在一个祠堂中的六个伙伴，从挖了三天的一个出口，爬出来，翻山越岭，来到珠海澳门边界──渡过五十公尺的小河就是澳门。他们在夜间伺机寻找岗哨的空隙，四个同伴被发现抓走，他终于和一个农民一道游过界河，到了澳门境内。当时天已亮，还可以听到对面高音喇叭播放“东方红”。
“上岸处是一个垃圾岗，翻过去是一片菜园，菜农赵老伯收留了我，待我很好。”蔡可风沉入回忆中，“我住在他家中。竟发现他孙女是我六二年去澳门的姐姐的学生。我还认了老伯做干爹，可惜一年多后，老人家去世。我在澳门待了几个月，搭帆船来到香港，当天就见到在香港接应我的兄长和妹妹。”
由林志毅、蔡可风等逃港红卫兵1977年主办的杂志【北斗】的封面。（蔡可风提供）
到香港和林志毅等办北斗杂志
“你到香港，是不是就打算办杂志？”
“没有。我先找了一份工作，在一家瑞士人开的冷气公司上班。《北斗》的创办人是林志毅。他是北京人民大学六二年入学的红卫兵，原广州二中学生，比我大一岁，三十一，他逃港后当时在新亚研究所读书，文章写得好。那年他去台湾，当了反共义士，拿到一万多港元的基金，决心回香港办杂志。邀约刘子川（原广州红卫兵司令部兵团司令）和我一道做编辑，我因为编过红卫兵小报，工余时间多，便答应了和他们一起做。”
“吴甿、梁冬参加了吗？”
“吴甿，我们在广州就认识，他父亲右派，进不了大学，自学成材。他是几个月之后，才加入编辑工作，做兼职。还有一位新亚研究所的女生翁文娴，也是编辑部一员，‘不系舟’是她的笔名。梁冬当时没有参加。”
《北斗》这份满含红卫兵激情的刊物（“抬头望见北斗星”是红卫兵运动中的流行歌词。来自周恩来主导的大型歌舞“东方红”），就在几位三十岁上下的逃港青年的热情之下，于一九七七年六月一日创刊了。内容有大陆政治、文革回忆和文艺作品。林志毅主写评论、刘子川写文革、蔡可风负责文艺副刊。第三期后，原广州红卫兵首脑人物宋颖加入编委、全职。第五期以后又有余源宇、蔡志诚（广州十中红卫兵）、吴甿加入编辑工作。
以上人员，只有翁文娴不是偷渡来港，她已在新亚研究所拿到硕士学位。工作投入、热情，创刊的编辑部宣言，由她撰写。
《北斗》是月刊，篇幅不大，六十四页。最初反应不错，创刊号印八千本，卖了五千本。零售二元。吴兴记发行。可是，杂志的成员，有热情而缺乏经验，遭遇不少困难，出版九期后，于一九七八年一月停刊。
停刊一年后，林志毅意欲复刊，他请来梁冬合作，决定组织出版社。梁冬以“冬冬”笔名发表的小说《反修楼》，那时很出名，备受好评，可视为海外伤痕文学的先声。他们便以冬冬为主编出版一册文集，名叫《反修楼》，由陈若曦作序，获台湾中国时报第三届文学推荐奖。中时副刊选载了冬冬的《反修楼》、虞雪的《广阔天地》和蔡可风的《垒寨子》。时任中时副刊主编的高信疆，很欣赏这些脱颖于文革洪流的青年作家，说没有想到他们在那种环境中还能保持那种纯洁的浪漫情义。出版社也后继无力，出了一两本书后结业。
旧友常相聚，忆往事感慨万千
三十馀年的风雨岁月，飘然而逝。往日的热血青年今何在？林志毅后来曾去大陆，被捕，判五年徒刑，刑满返港后消声匿迹。梁冬和宋颖都移民美国，活跃于新闻界。留在香港的吴甿，学术上专攻中国哲学，成就斐然，曾参与编辑国学大师唐君毅全集，现任中文大学哲学系教授。其他成员也有从商致富者。
蔡可风因感于香港迟早要落入中共掌中，自由堪虞，乃于一九八○年告别香港这个他逃亡生涯的中途站，作难民移民美国定居。曾在纽约ＮＹＣＣ读硕士，在《中国之春》帮过忙。也任船公司绘图员，木行公司总经理，从政府福利署办事员退休。他说，美国生活安定，发达不易，但丰衣足食、有房有车不成问题。他最感欣慰的是，一家合乐，两个孩子都成年，女儿做律师，儿子为飞机师。
“他们再不会经历我们那样的青春苦难。当年偷渡出来，现居美国的朋友，我们每年都有一两次大聚会，谈起往事，都感慨万千。”
他说，人越老，越痛惜过去的逝水流年。他们每个人都忘不了早年一些凄美的故事。不少人的偷渡都和爱情相连。可风最后出发偷渡那次，是女朋友送别，她坚持留下来照顾家人，要他先走，她一定会来澳门和他见面。可是几个月后，她再出发，就一直下落不明──大海怒涛吞噬过多少响往自由的年轻生命！吴甿是幸运儿，他和女朋友携手偷渡，在海中晕死几次，都得女友体贴救助才上了岸......
蔡可风已着手写他的回忆录，他是国际笔会下属的海外华人作家笔会的本届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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