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年悄然过去，国内媒体热衷于总结已过一年的几大新闻、几大网络流行语之类。但是，有一个话题必将继续成为二○一一年关注的热点。它产生于二 ○一○年上半年，可称得上是精英共识──少数人垄断了社会优质资源，多数人失去了改变命运的机会，以极端方式重新洗牌即进行社会重构的思潮，必然在某个时点上演变为大规模社会行动。
社会行动改变现存秩序，按现代政治学术语讲，叫参与爆炸。它直接导致古典型大崩溃，即如屡发的古代农民起义所造成的后果。有反对意见称：中共握有强大的合法镇制资源，“党指挥枪”的原则为其核心能力。但是，也有专家指出：“军队也是社会的一部分，尽管它相对独立、相对封闭。军队内部不仅存在严重的不公，也存在比社会其他部分更严重的腐败。”
对此，一位知名历史学家坦言：所谓党指挥枪不过是个虚饰性原则，秦朝中央对军队的控制能力远比现在强，而在重新洗牌发生之际，南越地区军队不仅拒不救援中央，反而借机割据。“赵佗问题”到西汉第四代才得以解决。
权贵资本主义的守夜人
体制内学者热烈讨论重新洗牌问题，是对习近平二○○八年十月发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讲话的诠释。彼时，习警告体制内高官：“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
据北京一位资深媒体人士说：有些力主反腐的退休高干读了发表于中央党校《学习时报》上的文章，老泪纵横说“有这样的思路，我们就不用担心共产党的命被别人革了。他们确实指望习近平大力刷新政治。”然而，习也是权力交易市场上的投机商，他不可能超脱于派系，也不可能不极力搞好平衡。
对于习使用团结手腕的近期做法，接近权力核心层的分析人士称：习即便不明显地重复江泽民“以腐败换团结”的路子，至少也会以团结为名来降低反腐力度；他“不可能实行政治改革”，实质身份仍然是“权贵资本主义的守夜人”。无论新兴的“西北帮”还是曾庆红要他保护的太子党，都在等待习上台后给他们分配优惠的政治资源。
吴南生言论遭高层围剿
体制内开明人士为给政治改革造舆论，打出了“反对权贵资本主义”的旗号。先是邓时代改革宿将、原深圳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吴南生（前曾担任广东省委书记）在小范围内谈话，指出“要警惕那些钻入市场的权力”，“只有民主政治是限制权力无限扩张的政治制度”。时隔半年，素有“吴市场”之名的大牌经济学家吴敬琏与《新京报》记者对话，指出：“权贵资本主义就是官僚资本主义，这种情况越来越严重。”
二吴言论在理论界掀起两波巨大风浪，中间又由新华社《半月谈》推助，给出中国富豪的三大来源：一为草根崛起，如浙粤两地商人；二为由官转商，如青岛双星集团总裁汪海等人；三为红色家族，“拥有深厚的政治资本，故起步较高，容易获得资源”。由于第三项会涉及现任政治局委员及常委的家族人员，《半月谈》没敢举例。即便是如此策略地表达，仍然招来高层的围剿，先后有贾庆林、李长春、刘云山、王乐泉等人批示该文有方向性问题。刘云山本人则亲自到新华社训示该社高层，扬言要收回对新华社的委托。《半月谈》本系中宣部创立的重要党刊，其业务方面的工作委托新华社来处理。因此，新华社在选题、组稿、编辑方面有较大的自主权。
事件当中是否有习近平卷入的因素，外界尚无从得知。不过，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吴南生素为习仲勋所赏识，习仲勋曾与叶剑英一起到深圳听取吴南生的汇报，因此，吴南生谈话“讽谏”习近平之意图十分明显；第二，北京高层有小道消息说“习近平受政治局委托，以书记带班人的名义，给吴南生写信，希望得到吴的 ‘正常渠道建议’，颇含威胁之意”。后一项，传说成份大一些，但也不难看出习“决不政改”的形象在官场与民间已经形成。
越丑越有份量的权力怪圈
中共本身已经是无数个利益集团的庞大组合体，就算习近平想实施政改，也会遭到中下层的强烈反抗。人们均知道滥用公权力是一种丑行，但是，在中共内部已经形成了越丑越有份量的潜规则。有所区别的是，高层对此表现还隐秘一些，而中下层则完全无所顾忌。比方说，发生在河北大学的“我爸是李刚”事件尚未有初步结果，浙江温州又出了“我叔叔是金国友”事件。
在浙江温州，一名金姓男子醉酒驾车与他人车辆刮蹭后，召集朋友殴打交警并对被蹭车辆进行打砸。施暴之时放言：“我叔叔是金国友，跟老子作对的话非弄死你们不可。”温州警方起初对该人实施了行政拘留二十日的处罚，在网络舆论压力下才改为刑事拘留。至于其叔金国友，不过是温州市下辖永嘉县退居二线的公安局副局长而已。一个最高不过正科级的官员，其侄竟如此嚣张，由此可见中共中下层深陷越丑越有份量权力怪圈之情状了。
越丑越有份量的权力怪圈，导致了严肃的民间学者对国家性质即政治制度的疑问。有历史学者在博客上回应读者跟帖提出的话题时说：“有人说，中国目前的体制叫国家资本主义。这可以商榷。但决不是社会主义，也谈不上初级阶段。因此，中国急需政治改革，否则，就会出现社会自动重新洗牌的事情。”
自我麻醉能维持多久？
研究中国社会不公问题的学者当中有人称：中国正处于上世纪九十年代苏联与东欧转轨初期的状况，即制度腐败突出表现在“政府俘获”方面。政府被俘获后，就得老老实实地为资本服务。但是，中国的“政府俘获”自有其特色，最明显的就是：政府本身作为一庞大的利益分配系统，它首先乐意为自己服务。
中国社会出现大崩溃之前，政治道德已经全面崩溃。换言之，整个统治集团已经处于欺骗不了底层社会、但又不得不靠骗术来自我麻醉的状态。
来源:动向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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