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富士康、罢工潮反观中国社会财富分配

进入5月以来，中国大陆各地罢工不断，特别是深圳富士康公司发生员工连续自杀事件后，中国各地外资企业罢工事件尤其密集。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经济学教授、中国问题专家谢田博士近日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指出，富士康公司的处境和危机以及外资企业罢工现象的频发预示着中国作为廉价世界工厂的地位即将面临严重的打击，同时也显露出中国所谓30年经济高速发展背后的真相以及中共权贵统治的腐败和政治经济垄断对中国社会造成的极端财富分化。 对于目前从外企向国企蔓延的罢工现象，谢田博士认为，这充分反映出中国工人的工资水平普遍的低，他们的利益普遍而且远远得不到保障。而劳动条件相对优越、收入较高的外资企业首先出现罢工，表明罢工的局面将在全国范围内形成风潮。 （录音）：“ 一般我们知道在中国罢工是不被允许的，共产党政府严格控制，因为一般工会是罢工的组织者，在中国的工会基本上全是共产党政府的工具，所以它也没有真正起到组织工人和要求代表工人的利益的作用，所以罢工是很罕见的。 这次我觉得很有意思，首先是罢工开始的时候针对都是外资企业，我们注意到针对富士康台资企业，针对广州本田日资企业，还有几个都是企业都是日台合资或其它外资企业。 我觉得中国政府实际上对外资还是有一种不信任、敌视和半歧视的态度，总觉得 因为不是它自己的东西，它控制不了的。所以，它实际上对罢工，最开始好像似乎有一种放任自流的态势，没有太介入。但很快罢工越来越扩散，国有企业罢工越来越多了。 换个角度讲，实际上国有企业和中国民企，这种工人可能更有‘资格’或者更有理由去罢工。因为相对而言，象富士康和本田，他们的工资水平、福利设施、安全保健、工作环境都比国有企业好的多的多，他们实际上是最没有理由要罢工的。所以，这是很奇怪的现象。但无论如何，中国工资水平普遍的低这个问题，尤其是国企的工资水平非常的低，这件事情现在看来已经盖不住了，压不住了。” 看起来，中国的劳动者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意识到自己的劳动报酬是如此偏低、并且低到需要冒风险罢工的程度，尤其是在富士康公司郭台铭为扼制员工的自杀势头而不惜成倍加薪之后。据报道，员工自杀事件曝光后，富士康公司以加薪的方式来应对自杀潮带来的压力，经过两次调薪后，富士康职工的基本工资从人民币900元上调至 2,000元，加薪幅度达122%。不过，谢田博士分析说，富士康加薪一方面反映出中国工人对改善生活的殷切期待，但另一方面如此高的加薪很可能也会成为富士康从此撤出中国的理由。 （录音）：“因为我们知道在正常社会，你比如在美国也好，在欧洲也好，在美国任何企业给员工涨工资，每年涨百分之三、百分之五不得了，很高了。因为一般来说，社会通货膨胀是百分之三左右，你涨百分之五就高于通货膨胀了。在加上你的业绩的，你工作表现的好就多涨点，涨百分之五、百分之十就非常非常罕见了，因为企业的利润就这么多。如果一下子工资加百分之三十、百分之四十，这个就非常罕见，也是很奇怪，因为你这是等于把企业的利润给吞噬掉了。而加到百分之一百二十，基本上就是笑话。 我觉得实际上中国的企业、中国的工人也好，或研究中国企业的人，应该注意到另一个危险，如何富士康被迫加工资加了这么多？那很可能这就会变成一个他们以后要出走、撤出中国的理由。因为这个工资加的太快。也许我们不能排除另一个可能，富士康可能真是准备撤出中国。据说有另外一个报道，说郭台铭他们已经决定把一些公司的运作迁回台湾，迁到那种自动化的工厂去。如果是这样的话，他肯定要撤出，他多加百分之五十、八十、一百二十，这实际上都没太多意义了。这个实际上也并不能说真实地反映中国劳工工资水平问题。” 有分析指出，单纯靠这种超乎寻常的连续调资，也未必能使富士康公司很快从连环自杀的阴影中走出。富士康员工的自杀事件，中国大陆媒体高调作了广泛报道，也引起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事实上，根据2007年初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发布的《我国自杀状况及其对策》中的数据，在中国每两分钟就有一人自杀死亡，这相当于在中国每年有28.7万人死于自杀，是中国总人口的第5位死因，是15─34岁人群的首位死因，但这一背景在中国官方媒体中却鲜为报道。有分析认为，其实发生在富士康的自杀，原因并不简单，甚至背后有中共官方的因素作祟，对此，谢田博士指出， （录音）：“我觉得不排除这个因素，因为中共从来就想修理台商。中国政府对台商的观点基本上就是，它们骨子里认为台商、台湾就是中国的，它根本不把它当外资企业来看。就是想把你钱拿过来。可能他们会觉得这个利益和钱没有均沾，没有分到。所以，它会拿它来作为出气，甚至其它和富士康竞争的民企或国企，如果也出于一种忌妒的地位，它就借用政府的力量，来打击竞争对手，我想这个问题可能我们是不能排除的。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中共政府对私营企业、民营企业、或者独立的企业带一种歧视性的看法，这可能是最后的原因。” 不论是富士康的可能撤出，还是全国范围内越来越多的罢工风潮，谢田认为，这实际上是对中国所谓的廉价世界工厂地位的一个严重打击。 罢工风潮和加薪的呼声同时也使中国社会财富分配问题新近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近年来，中国的贫富差距愈来愈严重。世界银行（World Bank）的最新报告显示，中国1%的人口掌握了全大陆41.4%的财富，高收入的上市国营企业高级主管与社会平均工资差距达128倍；而且中国的财富集中度已经远远超过美国，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中共的机关报人民日报从5月17日至6月7日，连续推出4篇“社会财富怎么分”系列报道，许诺在中国社会“壮大中等收入者队伍”，所谓“建立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建设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橄榄型’社会”。 谢田博士认为，中国根本就没有什么中产阶级，只要中共对经济的高度控制和权贵对中国的经济控制和垄断没有解除，中国社会也不可能形成中产阶级。 （录音）：“这个是共产党政府一直在这样说了，但实际上中国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一个正常的社会，它的社会的形状是两头尖中间大，很富的人少，很穷的人也很少，大部分都是中产阶级，收入结构应该是这样子，或者有人说是金字塔型的。 中国我们现在看来，被许多学者认为是一个倒金字塔型结构。就是说很少数的人。据说最上层的几十万人。可能不超过几十万人，几百万人也好，都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他们的高干子弟，他们的亲友，和依附于他们的一些技术、学术、进行教育、各种企业…精英人士、精英阶层。 最近好像有一个数字说，在中国最富裕的百分之四，好像百分之几的人掌握着中国一半的财富，实际上大部分人都生活在很贫困的状态。实际上你看中国现在的工资水平，大学毕业生也好，现在一般人工作一个月一、两千块钱的水平，相对房价和其它教育和健康保健的一些成本来说，实际上都处在一个非常贫困的状况之下，所以，中产阶级并没有真正在中国社会形成。所谓的改革开放在二十年来，实际上新富阶层和共产党权贵阶层，通过国企的改制，通过股票市场，通过房地产市场，把财富高度的集中在他们手里。 那这些人为什么有这些资源，为什么能得到那些财富呢？那很多人的财富都是从比方说，国企改制的时候得到的，把国企变成私有企业，或变成上市公司企业。国企那些操控的人，他那国有企业的老板，原来都是共产党的书记，摇身一变就变成国企的总裁和副总裁。另外一点就是土地，中国的土地本来实际上是共产党建政的时候就从人民的手中掠夺过来。那现在人民仍然没有购买土地、拥有土地的自由。政府现在反而来把土地所谓的转让，大量的财富全是通过土地的转让或者土地出让这个钱里边被权贵阶层拿走。那所有这些是造成中国财富两极分化，和中产阶级不能形成，一般的民众越来负担越重，造成这样一个现象。” 谢田博士指出，中共官方现在忙不迭的炮制所谓“社会财富怎么分”的讨论调，只不过是在忽悠老百姓，转移民间的视线，把中共的贪腐亏空转嫁到外商身上去。据报道，90年代中共前党魁江泽民从国家银行挪用200亿人民币的美元，放到海外银行自己的帐户上，为了移民，“国家副主席”曾庆红的儿子用合2.5亿元人民币的国库银子在澳洲悉尼购买最昂贵私宅，这些在管媒的“社会财富怎么分”系列报导中只字未提，谢田博士说，无论郭台铭们如何给自己的工人提高工资，也承担不起中共贪官污吏们持续不断的对国库的疯狂掠夺。60余年的历史教训告诉国人，中国社会财富的合理分配，只有在一个没有吸血的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中才能实现，而这一天的实现需要每个国人的努力。 （录音）：“我们要解决这一个问题，那实质上最根本的就是要解除共产党在政治上的垄断，在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上的垄断。共产党本身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它是不会放弃自己的权力。我想最好的办法，就象大纪元时报上推出《九评共产党》社论和现在正风起云涌的退党运动开始的，只有解体共产党，消除中国最大的特权阶层，让中国经济走向一种公平的、平等的自由竞争，这个才有可能。”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透视节目就到这里，是由俞珊编辑制作的，感谢您的收听 看中国网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返回正版看中国网站。

来源:希望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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