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革”中被“红色浪潮”席卷到大东北，看不见红油地板大瓦房，只有那盏小小的煤油灯，才真正伴着我们熬过那长长的冬夜。
干了一天的农活，户友们都沉沉的睡了。我围着大被，挑亮了小炕桌上的煤油灯。那是我一天中最宁静、最温馨、最充实的时刻，一日不落的记下了那陌生、艰苦的岁月。那是些生活原型的实录，没有感受，没有评论，因为说不定什么时候会变成辫子被揪住成为祸根。最不会留下麻烦的是外语了，几天写上一遍，不能随着时间就饭吃，说不定以后会用上。没有生活用语，没有短文故事，都是“实用”的句子：打倒美帝！打倒苏修！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真是重复的遍数太多了，到现在还记着。
我想上学呀！这广阔天地，多大的课堂啊！学吧，随着季节的变换在换样。我想看书，可那些大毒草谁敢碰啊！再说，早都被“荡涤干净”了。偏是老天成全我吧，在农家二叔的烟笸箩里，我惊喜的看到了一本书，被他当抽烟纸撕得没了皮和底，但书脊上赫然印着三个字：红楼梦。我没敢表现出惊喜，在学校里，老师郑重的宣布这是本大毒草，要交出来焚烧。出于好奇，同学从哥哥那偷出来这本书，最要好的几个同学定的“攻守同盟”，偷偷的传着看，连家长都不许知道，那时候，哪家敢担“私藏大毒草”的罪名啊！于是，连宿的藏在被窝里，打着手电，囫囵吞枣的读下来。那年刚刚十五岁，语文老师又没教过文言文，说不上读得懂，但是我知道什么叫“美”呀！这年十八了，我真聪明。“二叔，我跟你学二人转，你把这破书给我吧！我给你找抽烟纸。”二叔唱起地方戏是如醉如痴，韵味很地道；我的嗓音好，有个肯捧的，这书没费劲就成了我的私有财产。其实，我在家里还有本私藏，那是从邻居老奶奶的火炉口里救下来的《聊斋志异》，没头没尾，页眉上印着书名。被窝里、手电下，惊魂伴着恶梦度过那一夜夜，还是上大学后，才知道是蒲松龄吓着了我。
那时候也饿，青黄不接的时候，但年轻，好挺。难捱的是现在的人无法感受的精神饥渴。
茫茫旷野中，夜夜可见那干打垒的西屋里昏昏的灯光。油灯熏黑了墙壁，熏黑了眼角、鼻眼儿。我还是挑的亮些，看着那黄黄的火苗在跳动；书啊，真是生命中跳动的光。《红楼梦》，我不知道他在历史中的地位，他的文学艺术价值，更不知道红学家们的评价；我只知道他使我不再饥渴。我抄下了所有的诗词曲赋，尽管没有头尾；我背下了那百多首曲赋诗词；我模仿着它们的格式韵律写生活，记日记，自我沉醉。
在那旷古的浩劫中，劳改营般的生活里，唯独煤油灯下映出人生岁月中的诗意。
上大学了，教授们讲解《红楼梦》，真是高深哪！站在政治的高度评析，从历史的眼光审视，满篇是封建迷信的内涵，残酷的阶级关系。我感觉人物变的冷血，诗词也不再醉人，“其中味”更是不解了。从那时起我不再喜欢《红楼梦》，那些诗词曲赋也渐渐淡出我的记忆。
二
知青下乡，两个任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改造思想，改天换地；再把知识传授给贫下中农，使他们有文化有思想。
在集体户里，感觉我算最识文断字了。那些农家大娘大婶们，想从城里给儿子踅摸个儿媳妇，据说彩礼钱要的少，就到户里唠闲嗑。最后的结论是一致的，“瞧瞧她，没事儿就捧着个字儿书挡着个脸，哪儿是个干活的人。”儿媳妇我是入选不上了，可要给社员上夜校就找到我了。那年月，运动多呀！今天批林、明天批孔，后天又批邓。林和邓在报纸上见过面，孔是谁？不认识。让批就得批，于是大家抄报纸，可是谁也没有我抄的好。于是我就代表了小队、代表了大队，接着又代表了公社，大会上批，小会上批，广播喇叭里直接批。那时也有点小疑问，这林和孔差两千多年呢，他们怎么串连的犯了一个罪？这个邓刚批倒，还没臭呢，怎么又站起来了，香起来了？别问，问了一定是个罪，其实连想一想都心里打颤的。
上夜校，算工分的，生产队点名报到。通场的大草房，就像电影里的大车店，一铺大炕靠北墙，西墙那面也连上。中间几根柱子支着大梁，每根柱子上都挂了盏大马灯。一進门，靠东边一块大木制黑板，两角上方各挂一盏马灯。灯捻挑得长长的，那是满屯子最大最亮的屋子。大炕上坐满了社员，男男女女都抽大蛤蟆烟，满屋烟雾缭绕，又辣又呛人。
我站在黑板前，开始讲课。黑板上大大的写了五个字：共产党宣言。记不得那是谁安排的，如此高深的大作，让我一个十八岁的女孩子讲，自己也觉着被高看了。我放开脆亮的嗓子，满怀情感的，像唱诗一样背着那最经典悍人的句子：“幽灵，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的上空游荡。”“幽灵？”烟雾中，大炕上一闪一亮的烟头开始晃动，嘈嘈杂杂的声音。“幽灵？” “什么是幽灵啊？”“嗨，这还不知道，鬼魂儿呗！”“鬼魂儿？可不是讲鬼故事吧？”“哈哈哈！”满炕笑声，红色烟头在上下跳动。我站在前边，懵了。什么是幽灵？我也不知道？什么是鬼魂？《聊斋志异》里可讲了不少，挺吓人的。幽灵真是鬼魂吗？这伟大导师、伟大领袖总不能吓唬人吧！“闭嘴吧！瞎掐咕什么？什么鬼了魂了？那叫幽灵！”生产队长为我镇场了。我也不知道怎么讲完了那堂夜校课，反正后边没什么可笑的了。
“昏昏”还是“昭昭”？那个年代，几人昭昭呢？马灯能有多大亮？都是昏昏的混过来的。
欧洲，犹太，德国，纳粹，共产，历史是怎样一种安排呢？共产主义的幽灵——邪灵，与神同来一世，分清了吗？应该“昭昭”了。
三
那时候农村有句流行话：“集体户是毛主席的下眼皮。”于是我们终于住进了大瓦房。五间大瓦房，通亮的玻璃窗，村子里又送上了电，一百瓦的大灯泡换下了小煤油灯——亮堂。
时间长了，大男大女的，户里同学搞上了对象，今天你好了，明天他孬了，哭的、笑的，这下户里乱了套。我是户长啊，爹妈不在身边，家长们也有话托付给我，咋能看着不管呢？于是我找那个男生，和我中学一个班的，劝他别和那个女生搞对象。那年我二十岁，又嫩又傻，哪知道在情中的人有多痴，哪懂得对拆桥的人有多恨，就这样惹火上身了。
那个晚上，他俩不知怎么纠结了一些同学开了我的“批斗会”。崭新的大瓦房，通亮的电灯下，我被围在靠墙的桌子边，手指戳着我的鼻子尖，历数我当户长这三年的“罪过”，言辞激烈，句句是战斗的檄文。我不知道当时怎么那样的镇静，拿着笔在纸上记下了一桩桩“罪名”。这个批斗会的场面不大，才十几个人，还有溜边儿的，还有不吱声的。我亲历的第一场批斗会是在小学，我们的校长——全省著名的教育家，孩子们心中最敬重的老师，被反绑着双手，摁倒，跪在操场上，胸前挂着大牌子，铁丝拴在脖子上。一群高年级小学生，校长的学生们，拿着柳条、鞭子不住的往脸上、身上抽打，还逼她认罪。再后来就是游街示众，戴着纸糊的高帽，一车车，天天如此。再后来就是满墙的大字报，满街招展的红旗，满马路的广播车。还是见得多了，今天的“批斗会”小意思吧。
不知是哪个同学找来了生产队长，强行命令结束了这场“批斗会”。没有“定性”，没有“结论”，当晚我就被“解放”了。
也是当晚，我发高烧。没人敢过问，没人敢关照，不知道高烧多少度。躺在烧糊了的热炕头，盖了两床大被，还是冷得直碰牙，从心里往外冷。那几位开批斗会的主角，故意在我的头前下象棋，啪啪的砸子儿声，哈哈的大笑声，尖刻的讽刺声，撞着我的心。眼前烧的通红的，戴着红领巾，红旗下长大，我的同班同学啊！我真想哭，可哭什么呢？我的父亲不也是在他的同事们手下被迫害死的吗？作为“可教育好的子女”“黑五类”的后代，能让我当三年户长，已经是“恩深似海”了。努力的睁开眼睛，看着他们狂笑的脸，扭曲中藏着阴狠，我不敢再看，怎么不像我的同学呢？还是我烧糊涂了。
还是生产队长查明白了“批斗会”的起因，把他们训了一顿，此事就算了结。
几十年过去了，同学们再聚会，这灯下的记忆便成了一个个笑谈，“那年月，人都是精神病。”可谁为这些笑谈买单呢？幽灵操控的生命，灵魂能不扭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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