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来，我的外甥女，年过三十，才有机会第一次和舅舅见面，离她母亲在台北去世已经多年了。我向系领导汇报即将有"海外关系"光临，房管科奉命立即让我搬出教堂，调整住房，以免"外宾"（我外甥女的丈夫在联合国总部工作。）对高级知识分子的待遇留下错误印象。在某些掌握房屋分配大权的干部眼中，"摘帽右派"仍然是最臭的"臭老九"，有教堂可住已属宽大。直到"外宾"肯定来临的前夕，原来住户搬走之后，才允许我们搬家。实际上，我们直到第二天才能搬，因为我们得先清除成堆的垃圾，清洗污秽的窗户和水泥地。两间小屋子墙上石灰剥落，厨房的墙给煤烟薰得漆黑。房管科，为了应付装饰门面的紧急政治任务，派了一个小临时工提着一桶石灰水，用一把笤帚把所有的墙草草粉刷了一遍，结果每面墙都像一幅大地图。凑巧得很，一丁从生产队回来，又当上搬家的主力。他用平板车把大件家具拉到新居，其它东西等客人走了再搬。
外语系工宣队夏师傅来到新居，交给我三十元人民币，原来是魏书记刚批准给我加的工资，以弥补当初我从安大调来时被无理克扣的部分。夏师傅是新近复员的军人，待人和蔼，主动提出用这笔钱替我去铁山宾馆买两条"大中华"牌香烟、两瓶"古井贡酒"，都是市面上买不到的，供我招待"外宾"之用。后来发现，我的亲戚既不抽烟，也不喝酒，这些高档商品就交给夏师傅酬谢这次为接待工作出力的人们。
我的外甥女一家三口从上海乘火车来，下午到达，下榻新建的芜湖饭店。我们要等电工把原住户割断的电线修复才能接他们来吃晚饭。天气酷热，我们生怕美国来的娇客热得晕倒，特地从春江家借来一台电扇。住在本地的表侄李伟做了满满一桌菜，给人一种生活富足的假象。我们的亲戚觉得我们的住房相当整洁舒适，当然不知道我们是几小时前刚搬进来，家里乱七八糟的东西还留在上帝之家哩。我和怡楷身上穿的都是一件崭新的白的确凉短袖衬衣。这是当时的时尚，也是我俩多年来添置的第一件衬衣。一天下来，晚上睡觉以前得脱下来洗净，这样早晨才有得穿。第二天上午，我们一家五口陪着远客观光校园，外甥女为我们照了一张全家福，这是我们家有史以来的第一张彩照。一上午下来，我俩的衬衣汗得透湿，午饭后非洗一下，等晾得半乾才能再穿上，去出席副校长为欢迎我的亲戚举行的晚宴。当年的"海外关系"、政治包袱，今日的"统战"贵宾！次日早晨，贵宾们乘软席车回上海搭机返美。当天下午，外语系主任兼党总支书记在党员会上扬言："巫宁坤沾上‘海外关系'的光，搬上楼，加工资，又该翘尾巴了。大家要警惕阶级斗争新动向！"原来如此！
(第十六章 江城淹留， 1974-78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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