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危机给中国经济造成始料未及的巨大冲击，看起来正在冲垮过去几十年间带动“中国奇迹”的经济发展模式。经济学者认为，中国政府在采取各种措施刺激内需、保障经济增幅的同时，却疏于在体制上加强改进，这方面的落后将导致巨额投入收效不彰。
路透社星期五的一篇署名分析文章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就在几个月前，谁会料想到人们对2008年有关中国的记忆，将不再是北京奥运会，或者四川大地震，而是这个国家经济增长模式的寿终正寝？
拉动内需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路透社中国经济主编魏伦(Alan Wheatley)在文章中说，投资、出口和重工业带动中国经济在过去30年间以年平均10%的幅度增长，同时也使数亿中国人逐步脱离贫困状态。但是，魏伦说，要放弃出口导向型经济，转向以服务业带动的内需型发展模式，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难。
外部需求减弱导致中国出口大面积受挫。数千家工厂的倒闭，成千上万工人失业。在这样的境况下，中共总书记胡锦涛甚至表示，如何将国际信用危机带来的挑战转化为机遇将是对中共执政能力的考验。
危机初期有关只有中国可以拯救世界的声音逐渐淹没在越来越具体的忧虑之中。中国高层财经官员也不得不承认，当前的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远远超乎预期，如果明年经济增长无法“保8”，也就是维持百分之8的年增长率，将造成严重的影响。
中国媒体报道说，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刘明康过去这个周末在北京出席财经年会2009的时候表示，中国明年GDP增长在8%左右，是根据中国的生命线定的，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充分就业、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星期六，新华社报道说，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政府网发布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当前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这个意见包括落实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促进货币信贷稳定增长，加强改进信贷服务，满足合理资金需求等方面的要求。
此外，中国政府对日前提出的有关4万亿元人民币投入确定了5个重点投向，也就是大幅增加“三农”投入、加快实施城乡保障性安居工程、解决运输“卡脖子”路段和优化能源结构、支持节能减排、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以及加大对社会事业投入力度等。
体制滞后会影响政策实施效果
中国经济学者、北京思源兼并与破产事务所所长曹思源对这些针对性的措施表示认同，认为应该会收到效果。但是，曹思源担心体制上改革的滞后，会让这些政策的效果大打折扣。
他说：“我担心的就是经济政策、资金的投入，是要通过一定的体制投下去的。而我们在这个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比较落后，一些制度不是很健全。因此它的效率可能会打折扣。”
此外，曹思源认为，在投入对象方面，也应该更多考虑到民生议题：“我觉得还应该加强得更多一点的是民生方面的(投入)。比如说，医疗、教育、环境保护这方面还应该多点。当然交通运输这些方面也是需要的。”
路透社的魏伦在他的文章中引用的数字显示，去年中国家庭消费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5.3%，这对于一个处于和平时期的大国而言，比例过低。而中国家庭消费在1980年代时曾占GDP近一半。
许多经济学者都提到健康、退休养老，以及教育等方面的费用占据了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支出；个人和家庭消费无法增长，与这方面保障的缺失有关。
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夏业良认为，在中国，不能仅靠消费刺激经济的增长：“靠消费并不能拉动增长。因为消费是要建立在一个长远的购买力，而不是短期的集中消费上。而且中国老百姓也没有这么强的购买力。他们有很多的担忧，象是社会保障啦，还有家庭未来的计划。所以我想，靠消费来拉动经济的增长，这肯定是不靠谱的。而且它的周期也很长，起码2、3年才能见到效果。”
这也可能部分表明，为什么中国政府将近期投入集中于大型基础建设项目等方面，而没有将资金和精力投入到健康、教育等社会保障的投入上。
魏伦文章在社会投入方面的分析认为，中国在健康和教育上的投入仅占GDP的1.8%和2.5%，在这次4万亿投入中，两方面也只分得1%的微小投入。
魏伦引述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陈志武的观点说，通过退税或者在社会福利上的投入将资金还之于民，这样的做法对于中国的领导人来说并非要务。陈志武说，在一个非民主的国家，领导人首先考虑的不是选民，因此看得见摸得着的具体项目比起民生保障，对他们来说更为重要。陈志武认为，中国应当考虑增加个人收入，提高人民的金融安全感。他说，建设一个国家，需要的不仅是钢筋和水泥。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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