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官员"影子腐败"的主要表现是在商业活动中充当媒介，他们不显山不露水地隐藏在幕后"垂帘听政"。据2008年7月22日《民主与法制时报》报道，在近年的土地官员下海热中，下海官员成为开发商竞相追逐的目标，并由此结成了一张"土地关系网"，而开发商对下海土地官员的聘金也高达年薪百万。
去年4月，在上海一批被查的涉地官员中，如上海市土地学会会长殷国元、房地产行业协会会长陈士杰，都曾是市政府主管房地产部门的高官，退休后又担任与房地产相关的行业协会或学会负责人，在许多房地产项目中扮演土地中介角色。
退休官员在位时的权力越大，位子越重要，退休后越吃香。对于房地产开发商而言，能够攀上退休的土地高官，可谓三生有幸。之所以这么说，主要是基于退休高官在位时积蓄的权力能量。
退休土地高官一旦为房地产商所用，无异于请到了一个土地爷。表面上看，他们的权力魔棒已经被收缴，实际上，无形的权威比有形的权力释放出的能量更大。他们可以动用在位时提拔的正在任职的官员以及同事和同行朋友，为自己和求助者谋取私利。
这些人或碍于情面或以感恩之心予以报答，甚至可以置法律于不顾，像庙里的泥菩萨有求必应。当然，他们自己也会得到相应的回报。而这种回报，由于中间介体的斡旋，神不知鬼不觉，被誉为最稳妥的腐败。
就房地产商来说，只要做得够规模的，几乎没有一个是凭单打独斗，后面都养着一帮权力高参。他们不需要劳累筋骨，只需要打打电话、写写条子、洗洗桑拿，山珍海味之后，再送上一笔不菲的酬劳，再难办的事情也能迎刃而解。
说退休之后有失落感，那是指一些在位时无权的退休人员。凡是在位时呼风唤雨的人物，退位后的工作更是繁忙。我见过一位国土系统的退休高官，是几家集团公司的高参，其中被3家大型房地产商聘为高级顾问。他自己除了享有一份中层干部的工资外，不拿一分顾问费。公司对他的所有酬谢，全部记在他女儿的账上，老婆在公司里拥有股份。
这位退休高官在给"挂职"公司带来滚滚财源的同时，也让自己跻身富豪行列。一时念起，可以带着老婆乘飞机到广州吃早餐。他曾经不止一次感叹，如果不是心脏有问题，一定要到西藏高原转一圈。不是说迪拜七星级酒店是世界之最嘛，据说他和传媒大学的一位女孩去了两次，然后又把她推荐到了演艺圈。
运用权力的余威搞"垂帘听政"达到极致的莫过于原阜新市委书记王亚忱，在他的影响下，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儿子王晓刚任阜新市公安局治安支队副支队长，女儿王晓云曾先后担任阜新市公安局副局长、阜新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而王亚忱不仅有"做官"的子女，他和他的另一个儿子王晓军选择了经商。
早在198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就发出《关于禁止领导干部的子女、配偶经商的决定》，提出"凡县、团级以上领导干部的子女、配偶，除在国营、集体、中外合资企业，以及在为解决职工子女就业而兴办的劳动服务性行业工作者外，一律不准经商。所有干部子女特别是在经济部门工作的干部子女，都不得凭借家庭关系和影响......牟取暴利。"
退休官员受聘到企业，《公务员法》中有明确规定，即人们通常所说的"三年两不准":公务员辞去公职或者退休的，原系领导成员的公务员在离职3年内，其他公务员在离职两年内，不得到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任职，不得从事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性活动。
有评论认为，这一规定过于笼统，对像王亚忱这样退休后利用自己的影响力经商的，并没有相关限制。
从退休官员运用权力余威腐败案看，在当下，中国要想从根本上遏制这种"垂帘听政"式的腐败，如果不彻底改革官员的选拔任用制度--领导一个人说了算，那么，退休官员利用权力余威"垂帘听政"式的集体腐败就会屡禁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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