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末年初，内地频传县委书记、县长滥权的闹剧。陕西省绥德县职业中学校长高勇，为追讨国家对贫困生补助款去找县长崔博签字，由于县长不理不睬，高校长由三楼跟到楼下，又在县长上车要离开时，两次打开车门，请他签了字再走。结果，崔县长没签字，高校长却被教育局停职、又被公安局以妨碍公务决定拘留7天。
与崔县长同样大逞县老爷官威的，还有山东省高唐县县委书记孙兰雨。他因被网民称为「孙烂鱼」，下令拘捕三位网民，并在当地电视台连续10日播出抓人新闻。事件曝光，舆论哗然，孙书记、崔县长自然难逃千夫所指，连一些官方传媒都指摘他们滥用公权力。但是，这些县老爷真的只是滥用公权力吗？
首先，调动警察处理私人事务，已超越行政权力的范畴。只有封建时代的知县那类七品芝麻官，集行政、司法、财政大权于一身，可如此为所欲为。孙兰雨、崔博事件，说到底是中国权力体制的问题，司法不独立，只是权贵的附庸。
其次，孙书记、崔县长所拥有的权力能否称之为公权力呢？他们的权力并非来自公众的授权，即不是来源于选举，而是来源于上级党委的任命，是类似皇权的党权。近期内地各省的省长、副省长变动甚多，也没有一个是由下至上推选出来的，而是全部由中共中央组织部委派、再让当地的人大常委会举手通过。这些高官拥有的权力，与其说是公权，不如说是党权、私权。
更可悲的是，绥德县长崔博出生于1968年，今年刚跨入40岁，还是大学本科毕业。外界常对60后（1960年后出生）的官员常寄予期望，相信接受现代教育的他们，能更有民主、人权观念，但事实是，在中共官僚体制的大酱缸内，能出人头地的，十有八九都已被染黑了。何况，崔博是在1989年6月，即「六四」屠城之际「火线」入党，自然深得中共官制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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