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参三部几乎汇集了中国电子工程、通信技术、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加密/破译技术等方面的全部顶尖力量，与上述技术有关的国家规划等重要决策中都有总参三部的参与，它有专门的高等院校——郑州信息工程大学、洛阳外国语大学等，同时还与其它军地大学保持密切关系。郑州信息工程大学是共军重点建设的五所综合大学之一，是研究生培养单位重点建设院校之一，由原解放军信息工程学院、测绘学院、电子技术学院合并组建而成，承担大学专科到博士研究生等多个层次的教学任务，校内设有高度机密的国家网络中心枢纽，培养各方面的专业技术人才。洛阳外国语大学则是培养专职的监听人员，提高监听人员的外语能力和综合监听能力。另外，还下属有多个研究所，如总参58、61、63等研究所，与空海军的一些研究所也有密切的关系。它的侦听站遍及大陆全境，及东南亚公海上的一些岛屿。
在总参三部的工作人员曾骄傲的说，只要知道一个电话号码，就能监听全部通话并确定位置，而被监听者毫无觉察。而没事的时候，他们也经常偷听一些不知名的电话，纯粹是偷窥和寻求刺激的心理。因工作原因，与总参三部下属技术侦察局的一位领导干部有一段交往，从他口中得知，驻地省上领导都非常重视他们，每逢年节都要去“慰问”，外边的传言也很神秘。深究原因，他坦言，我们搞的一些事，与地方上有关系，所以一些领导有点害怕。至此，我才确信中共一直监听它的高级干部的消息。
那么，这种规格的监听命令从何而来呢？勿用置疑，肯定是来自中共最高层，因为军队一直是它运用自如的棒子，1949年以来的历次运动和屠杀中，军队不是做为“榜样”，就是被当做刽子手。军队又具有垂直领导、体系相对独立、纪律性要求高等“优点”。中共不信任任何人，任何人都只是它利用的一个棋子，想用就用，想弃就弃，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所以作为党内骨干的高层领导就更是严格控制的重要对象了，必须掌握他们的一切，监听领导干部的一言一行的“重任”就只有让总参三部来承担了。而这种控制不是从廉洁角度出发的，领导干部包二奶、找小蜜、挪公款、贪赃款、要回扣从不过问，它只关心这个人是谁的人、是不是全心为“党”工作的了、有没有二心。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克杰就是最好的例证，他的经济问题已久，但他对共产党“没有几年了”的“悲观看法”才是他获罪的原因，这都是从监听他的电话中知道的。而海军副司令王守业恐也难逃中共监听网，他的言行也该早已掌握。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大员尚且如此，其它人更不用说了，高级干部们知道被监听，还是小心冀冀的、战战兢兢的“卖命”着，同时想办法给监听的“解放军”们一些好处，尽量别把他们的丑事、恶事拿出去。
唉，可怜，可悲。都学学贾甲吧，从中共的桎梏中赶快解放出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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