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之一：同工同酬，农民工的“墙上画饼”。农民工在城市里干着城里人不愿干的苦、脏、累、难、险的活，对城市虽然做出很大贡献，但他们的权益保障状况堪忧，难以获得与城里人同等的待遇。26岁的刘先东，河南开封人，为了在北京某高校后勤部门打工，考取了司炉工证、低压电工证和空调制冷维修证，天天上班，每天至少干13个小时的活，每月工资900元，但与从事同样工作的正式工相比，每月要少1500多元。现在他又以入学考试第二名的成绩，考上北京建筑工程学院继续教育学院夜大班，读暖气通风和空调工程专业。有人问他为何如此执着要上学？他叹息一声：我想专业上再过硬一点，看能不能与正式工拿一样的工资。其实，刘先东就算拿到夜大毕业文凭，也未必能享受到与正式工一样的福利待遇。之所以他干得苦，拿得少，就因为他是农民工。干了和正式工一样的活，得到的报酬也是一样的，那还叫农民工吗？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同工不同酬，事实上造成的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贫富差别，人为地制造社会的分配不公，岂是一个刘先东就能改变得了的？
压力之二：劳务合同，农民工的权利缺失。签订劳务合同是杜绝各类用工违法行为最有效的途径，但目前用工单位不与农民工签订劳务合同现象很普遍。海南省曾对某地6348名农民工进行调查，结果无一人签订劳务合同。广州市在进行劳动监督检查时发现，该市有45%的外资企业未与务工人员签订劳务合同，已签的半数为无效合同。由于没有签订劳务合同，致使他们人身安全、劳动保护、工资待遇等合法利益得不到有效保障，更谈不上像城里人一样有医疗和养老保险。
压力之三：心灵孤独，农民工的无奈选择。如今，全国有上亿农民工身在城市，心灵却无处栖息。他们的精神，始终在城市和乡村之间徘徊；他们的文化，几乎成为被社会遗忘的角落。调查显示，九成农民工感到寂寞孤独。相对于清欠工资等“硬指标”，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等问题更没得到应有关注。据报道，浙江省人民医院曾对200名20岁至40岁的进城务工青年随机调查，发现有90%的人“感到寂寞孤独”。笔者采访时看到，有的工地上，几十个农民工围着黑白电视机看得津津有味，而更多的农民工连电视也看不上。当夜幕降临，他们有的几个人聊天，有的就蹲在路边看街景和来来往往的行人，打发孤寂的夜晚。
压力之四：遭遇歧视，农民工的尴尬处境。晚上7点多，笔者来到北京东单东北2000米附近的一个建筑工地。远处王府井商业区的高楼华灯，映衬得这片工地更加暗淡。这是这座城市最平常不过的一个工棚。推开其中的一扇门，一个中年男子正蹲在靠里的墙角吃面条。“床脏了点，不好意思。”问清来意，他热情地招呼笔者坐到床上说话。不足 10平方米的工棚里，摆放着4张上下铺铁架床。这位吃面条的中年男子姓李，今年48岁，家在河南商丘农村。他说来这里已快一年了，干的活是打地基，“俺们是打前站的，到哪里都是无水无电无宿舍，典型的‘三无人员’。”“工棚里没有电视看？”笔者问。“电视？你能找到算你‘能’”。这时候，其他的几个工友端着饭盒回来了。屋子里一下子热闹起来：“电视啊，倒也有，前边办公室有，可那是给工头看的，俺们……”大伙都争着说。工地离东单不算远，老李说，遇到刮风下雨工地没活干，俺们有时候也逛街，但一般在外面溜达溜达，商场从不敢进。“一是没钱，二是有的城里人也不待见咱，别自讨没趣了。”提到王府井大街上的繁华热闹景象，老李显得有些沮丧：“曾和工友去过，看一眼就不错了，老家哪有这么热闹，灯光啊音响什么的，农村里哪找？”但一两次后就不愿意再去了。“每次去生怕土味太重，特意换上干净、正规点的衣服，人家还是一眼就看出来了，那眼神，看得你根本就不想再去。”“对，人家一听俺们不说本地话，立马就像见了小偷一样，脸拉得老长，眼皮子翻得老高，仿佛俺们欠人家的钱多年不还一样。”老李上铺的年轻人搭腔。老李吐出两个字：“歧视。”
压力之五：拖欠工资，农民工的普遍困惑。在城里人看来，一个月几百元乃至上千元薪水算不了什么，可在农民工眼里那就是新年的衣服，是孩子的学费，是老人看病的药费，是农业生产的投入，是全家老小生计的依靠。可这最起码的要求常常变成失望。据全国总工会调查，每年全国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被拖欠工资估计近千亿元。鉴于此，温家宝总理于2004年12月1日专门签署实施了第423号国务院令——我国第一部《劳动保障监察条例》，加大了对欠薪等侵犯劳动者权益行为的处罚力度。可惜的是，就在欠薪红灯频频“闪亮”的时候，一些地方克扣农民工工资现象仍屡见不鲜，把严肃的法律当成了“棉球棒”，屡屡置于难堪境地，使得许多农民工工资不但不能按时拿到，甚至有的还为讨要工资付出生命代价。
压力之六：看不起病，农民工的沉重话题。济南市城乡结合部的柳树屯和二寨坡，是外来人口、打工农民集中居住的城乡结合部。在柳树屯一片破旧居民区内，沿街小巷的墙壁上随处可见粗制滥造的诊所广告。在一家挂着“徐医师医寓”的小诊所里没穿白大褂的徐医生对笔者抱怨说：“现在附近的小诊所出事的不少。我也是战战兢兢，所以坚持几不看：5岁以下的儿童不看、不能自食其力的人不看、上了年纪的人不看、孕产妇不看。”“医院哪能进得起，还是这里方便实惠。”一位正在小诊所里输液的中年妇女对笔者说，“在这里输液手续费只要5元，可到大医院就要百十块；小感冒在医院就得花去一个月挣的钱，小诊所十多元就行了。”在济南市二寨坡，笔者挨家挨户采访询问后发现，当地农民的房院几乎每家都有外来打工者租住。一位从安徽怀远来的农民告诉笔者：“平时生点小病只好忍着，恼火了就到诊所开点药、打几针，要是得了大病，想住院，挣上一年的钱也不够，只能回家等死了，医院可不是我们进的。”
压力之七：留守孩子，农民工的心头之痛。农民工外出务工，离家别子，照料孩子力不从心。13岁的余春香，生前在安徽宿州市黄郢村小学读五年级。2003年余春香的父母余中国夫妇和两个弟弟、弟媳3对夫妻均外出到温州打工。3家的6个小孩都交给爷爷、奶奶照顾，最小的不到两周岁，余春香是其中最大的一个。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这个孱弱的少女每日挑水做饭洗衣，还要照常上学。晚上回到家，只有她和10岁的弟弟相伴。冬天赶早上学，姐弟俩吃饭常常是热一顿冷一顿。春节快到了，余春香给爸爸打电话，但爸爸说票难买，春节回不去了。爆竹声中，眼巴巴地看着别人家的孩子围着父母撒娇，讨要压岁钱，小姑娘备感孤单。今年2月19日（正月十一日）傍晚，余春香拿起剧毒农药甲胺磷欲喝，10岁的弟弟发现后拼命去夺。姐姐狠狠打了他一下，他吓跑了。随后，他和小伙伴玩起来，将姐姐喝药的事忘了。当弟弟半个多小时后回到家中，姐姐已倒在了地上。黄郢村小学的吴东辉是余春香生前的班主任，他说：“黄郢村小学240多名学生，六七十名学生的家长在外打工。家访中，留守学生谈到父母时，常常忍不住流泪。”吴老师呼吁：“劳务输入地再别动辄用数千元上万元的借读费将打工者子弟拒之门外了。”他同时指出，“留守孩子问题背后是中国农民的悲哀，余春香之死不仅是他父母余中国夫妇心头之痛，也是所有农民工心头之痛，更反映了城乡二元结构仍未打破，对农民的种种不公平政策远未消除。没有农村社会的和谐，难有整个社会的和谐！”
压力之八：劳动安全，农民工的健康隐患。劳动时间延长，工作环境恶劣，往往是农民工遇到的普遍现象。我国每年因工致残人员有70万，其中进城务工人员占绝大多数。作为吸纳外来农民工最多的广东省的一份调查表明，有65.5%的农民工经常加班加点，超时疲劳工作；85.5%的农民工每天工作12至16个小时， 47%的人没有休息日。《劳动法》规定的休息、休假的权利得不到保障，劳动安全卫生状况也很差。很多企业和用工单位为降低成本，不愿为农民工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和提供可靠的安全措施，使很多农民工在含有危害人体健康的有毒有害气体中工作，一些身强体壮的小伙子、大姑娘在这样的环境里长期干下去，往往都变得弱不禁风，积劳成疾。我们要积极动员社会各界的力量，真正为农民工提供包括收入、福利、住房、医疗和人文关怀在内的平等待遇；取消限制性规定，为农民工在城市就业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提高组织化程度，引导富余劳动力有序转移；强化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农民工转移就业竞争能力；加大执法力度，维护进城农民工合法权益；建立长效机制，形成治理欠薪的社会合力。(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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