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救高智晟的运动，一旦形成全民抗争暴政的历史进程，中国便将迎来具有朝霞神韵的时刻。如果由于隐身在反专制群体内部的中共代理人的思想侵蚀，营救高智晟的运动丧失了与暴政决战的意志，中国的“自由、民主、人权”事业，就不得不承受另一次充满痛苦的艰难。
中国的重重苦难早已在呼唤社会大变革，但是，似乎只有从达于极致的痛苦和艰难中，才能涌现出以百死不悔的决心埋葬暴政的意志。既然如此，就让我们在全力推进全民抗暴的历史进程的同时，准备再次面对血溅骨裂的痛苦，准备再次踏碎坚逾铁石的艰难。之所以需要作出此种准备，并不是因为暴政的强悍，而是由于全民反抗暴政的意志还没有成熟到抵御最阴险的思想侵蚀的程度。而最阴险的思想侵蚀，往往来自戴着“异议人士”或者各类“准异议人士”假面具的中共的思想走狗。
不过，无论个人或者社会命运如何，高智晟及其战友们的精神和功勋已经成为不可磨灭的历史。
超越私利的权衡，关注中国的苦难；无视刀锋剑刃，铸成与暴政决死战的意志；拒绝世俗名利的诱惑，坚守自由人性的理想——高智晟精神必将流芳千古的原因正在于此。
在中国人的心灵普遍腐烂于物欲和私欲的肮脏时刻，能够超越私利，真诚而灼热地关注中国的苦难，这便是圣洁。在中国人的人格普遍奴性化的卑微的时刻，敢于把挑战的锋芒直指暴政，这便是勇猛。在道德崩溃，良知泯灭的黑暗时刻，仍然一往无前地追求属于自由人性的理想，这便是崇高。
无论还要经历多少艰难困苦，属于高智晟及其战友们的圣洁、勇猛和崇高，一定会转化为中国维权抗暴运动不死的灵魂。
高智晟及其战友发起“维权绝食抗暴运动”之前，中国的维权运动被限制在中共专制恶法铁笼之内，只是淹没于十四亿人中的少数律师和其他人士的“良心”活动，而每年数万起的民众抗暴维权事件却被某些人出于各种动机，排除在维权活动的概念之外。维权似乎成了普通民众不可涉足，而只是少数“精英”进行个人表演的T形台。
“维权绝食抗暴运动”沐浴海雨天风，横空出世，一举改变历史进程。从此之后，维权运动从意志的领域冲决中共恶法的限制——维权运动不再是中共恶法的奴隶，而是勇敢地抗争暴政的自由人；从此之后，“维权”不再是只属于少数“精英”的概念，底层民众对暴政的普遍反抗，才构成“维权运动”的主体。
正由于高智晟及其战友们的道德感召力，中国大陆“维护基本人权，抗争暴政”的运动已经成为全球华人共同的人权事业。风起云涌，波涛壮阔，“维权绝食抗暴运动”强烈震撼着中共暴政——这个历史上最后的巴士底狱。
恐惧与疯狂常常同生共长，互为表里。正是出于对高智晟的极度恐惧，暴政通过用国家恐怖主义方式绑架英雄，表示出其疯狂。当此英雄蒙难，一切有良知的中国人正万众一念，苦思营救高智晟之策之时，竟又有人逆天而行，悖大义而为，借高智晟被捕之机，首先发难，挑动反暴政阵营内部之纷争。
先是有王伦式的“山寨老大”情怀者，撰文欲割断中国维权运动以高智晟为契机形成的全球性联系。该人之文的题目便裸露出其企图：“维权活动要远离境外暴力和军事政变的煽动”。而事实上并没有任何人将军事政变同维权联系在一起，也没有任何人提出用“暴力”进行维权，或者营救高智晟。所谓“暴力”的指控，乃是伪自由知识分子诬蔑民主革命的一以贯之的伎俩。他们故意以“暴力”为说辞，模糊民主革命同专制暴政的原则界限，并借此否定专制暴政的天敌——民主革命，从而曲折地为延续专制的生存权制造理论根据。
事实上，民主革命的理念已经成熟到这样的程度——它明确宣告，彻底否定国家暴力和政治暴力乃是民主革命的历史使命之一，而且唯有民主革命，才有能力埋葬国家暴力和政治暴力的载体，中共极权暴政；民主革命自有其合法的政治强制力，合法的政治强制力与属于极权专制的国家暴力和政治暴力之间，存在刻在铁石上的原则区别；民主革命的合法强制力意味着人民对暴政的暴力迫害，有正当防卫的权利；意味着在暴政的国家恐怖主义统治之下，人民有通过全民起义，实现“主权在民”原则的权利。
民主革命意志已经多次申明，民主革命与国家暴力和政治暴力不同戴天，然而，伪类们继续顽强地栽赃，指称民主革命就是暴力。当然，这并不是由于伪类们弱智，而是因为他们仇视民主革命。在此点上，他们与中共暴政同仇敌忾。
现在，这位“山寨老大”又以“暴力”的名义混淆视听，只不过是为其挑起事端制造借口。可见，伪自由知识分子心思之暗晦，蛇鼠之窝也难以相比。
就在此次悖大义而为之前，这位“山寨老大”情急之间还不忘先通过论证胡锦涛比江泽民“有进步”，向暴政献上一个撒娇买痴的花媚眼，可是，他投向民主革命的目光，却似黑色的毒箭。
“山寨老大”赤膊上阵，便有一小喽啰，跳踉而前，呼哨跟进，摇旗鼓噪。就是此人，在高智晟几乎孤身一人与暴政苦斗之际，用阴险刻毒至极的方式，诋毁英雄；亦是此人，视遵守用无数受难者血泪书写而成的专制恶法，为具有“法治”意识，并披着“维权律师”的画皮，欲将维权运动囚禁在中共恶法的司法程序之内；更是此人，公开宣称，八千万死难同胞之冤魂日夜诅咒的中共暴政具有合法性；还是此人，在众多中共贪官都对暴政绝望，纷纷外逃，作鸟兽散之时，却论证中共暴政气数未尽，至少还要存在三十年——我有朋友不解，不知此人为何敢如神汉巫婆，作三十年预言。其实此事简单至极，盖因此人自忖尚可活三十年，故一厢情愿地将他卑微的生命同中共暴政连接在一起，以便与极权专制生同衾，死同穴。此真可谓情深似海，意长如风。
此人这次逆天而行之狂悖，集注于对著名人权律师郭国汀的诬控。此人以“维权律师”之名混世，平日里见了司法局的区区副科长都会卑躬屈膝，谄笑满面，媚言满嘴，但仗恃暴政赏给的狗胆，却向维权律师之冠高智晟出刀于前，又向心灵高贵的郭国汀律师出刀于后。卑鄙的刀锋所指，皆是中共暴政最仇恨的维权律师。
此人这回诋毁郭国汀律师之意，更在于攻击民主革命。何谓民主革命？一言以蔽之，无非是由人民主动起来，彻底变革中共暴政统治中国的历史命运，实行宪政民主而已。此人文中，对民主革命的仇视与愤懑却达于癫狂，以致现出捶胸顿足，呼天抢地，嘴喷白沫的泼妇之态。此人对民主革命的攻击，不过是狂犬吠日，而此人的情状又创造出一项真理——暴政之下，卑颜媚骨的奴才，往往比他们的主子更惧怕势将扫荡暴政的民主革命，因为奴才天性怯懦。
“山寨老大”与其小喽啰虽然声色各异，却有一共同之处，正是心有灵犀。他们不去着力谴责暴政的凶残，却欲将高智晟以及其他英雄被捕的责任，加诸于海外支持抗争暴政者。狂悖荒谬达于极端，以致于泯灭了基本的良知。此二人之所以如此，不过是想制造矛盾，挑拨离间，瓦解正在形成的海内外一体维权抗暴的趋势——这种趋势早已令暴政坐卧不宁，寝食难安。此二人虽然力图用堂皇之言，冠冕之语掩饰其真实用心。然而，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用语言编织的遮羞布，又岂能掩尽天下耳目？又岂能掩住他们极度膨胀的私欲？
事实多次证明，被暴政视为“激进派”的反对派，无论是召唤民主大革命的人们，还是支持高智晟的维权理念的人们，都从来没有首先对所谓的“温和派”发起攻击，而总是努力将思想和政治挑战的锋芒，毫不偏离地对准中共暴政；相反，那些理性的“温和派”，那些伪自由主义者，伪独立写作者，伪基督徒，现在再加上一名伪维权律师，尽管他们既要和解暴政，又要顺从暴政，但是，这些“温和”的羔羊们总会毫不迟疑地对“激进”地抗争暴政的英雄，露出狰狞的面目，发起一次又一次阴毒刻骨的挑衅。
其实，当民主革命的意志或者“维权绝食抗暴运动”同中共暴政作艰难的意志搏战之时，伪类们只要保持暧昧的沉默，就足以得到历史的充分尊重。令人为之遗憾的是，伪类们却不甘沉默，他们一定要倾心竭力协助中共暴政，对民主革命意志和“维权绝食抗暴运动”进行思想围剿。而“激进派”的人们，往往是被逼进死角之后，才为了民主事业的利益，实施必要的反驳。
但是，反驳者只要是流亡者，伪类们便会立即发出道德的鼓噪，直如群蝇振翅。道德鼓噪的中心内容可以概括如左：“你们在海外鼓吹革命，煽动激进，就是把我们国内的人往监狱里送，就是不负责任”。
民主大革命诚然是全体中国人的神圣事业，但其中坚力量必须是由具备圣徒情怀的仁人志士构成。莽莽神州大地的壮丽山河之间，早有一批愿把生命作为祭品献给民主事业的英雄，身犯凶险，顽强刚毅地为发动埋葬暴政的民主革命，艰难而又卓有成效地行动着。海外的朋友公开宣讲民主革命的理念，乃是对国内革命志士必要的支持。因为，民主革命的意志在国内，现在只能以不公开的实践状态存在。替国内处于铁幕下因而没有言论自由的仁人志士向世界表达他们的意志，乃是流亡者应当承担的道义责任。出于任何理由拒绝这样做，才是真正的不负责任。
谁也没有资格煽动，也没有谁能够煽动革命志士。勇敢者必定是聪慧的，他们的生与死，都是自己的选择。至于伪类们忧虑自己被煽动，却是自作多情，杞人忧天，可笑又复可厌。因为，民主革命本就是只属于勇敢男儿的事业，所以，根本没有任何人会费心煽动伪类们——这些软体动物去尝试革命，就象不会有人去煽动猪作万里骏马的奔腾一样。
伪类们把国内和国外的界限划得泾渭分明，不过，他们却刻意模糊了“国内”本身的一条界限。坚持在国内的人，有的在铁牢之中苦度岁月，如王炳章、杨建利、郑贻春、张林、杨天水、师涛、高智晟、陈光诚等等，等等；有的身担随时被捕的危险，或者组织民主革命党，或者传播《九评共产党》，或者推进“维权绝食抗暴运动”；有的坚守绝不与暴政妥协的志节，或者至少保持了有尊严的沉默，因而受到严酷的政治迫害，他们虽未身陷囹圄，却也实际上置身于无墙的监狱。
但是，同样“坚持”在国内，那些伪类们即便过去可能经历过或长或短的牢狱之灾，现在却由于学会了“乖巧”，而不会再有被捕之虞；他们身处中国，却甚至比住在美国都自由。君不见，其经典者，春风得意、白皮嫩肉，进出国门如履通衢；国外演讲不停，国内四海周游；今日“主内兄弟”总统接见，明日德国总理招待，后日美国大使宴请，正是尽左右逢源，进退皆随意。似乎对高智晟、陈光诚狠如虎狼的国安警特忽然春风一度之后，都变成了痴呆的小绵羊，才放纵“异议人士”猖狂至此。本文提到“山寨老大”和小喽啰虽不及上述经典者风光无限，却也吃喝胜白领，言论有自由，安全有保障。
国内确实有一条森严的界限，它比国内和国外之间的界限更加触目惊心——坚持在国内，英雄好汉或者处于炼狱之内，或者随时可能身陷囹圄；伪类们则可以随意撰文，蹈高履低，挥洒自如，八面来风。如果都能象伪类们那般“坚持国内”，恐怕世界上早没有“中国流亡者”这个概念了，中国监狱之内也不会再有思想犯和良心犯。
中共暴政已将国家恐怖主义发挥到极致，许多人只由于追求表达自由，就被关进铁牢，承担苦役犯的命运，或者不得不长期流亡海外。与之同时，那些顶戴“异议人士”花翎的伪类们，在中共暴政治下，却享受到充分的言论自由，而且伪类们也充分运用暴政赏赐的言论自由，竭尽所能地攻击民主革命的理念，和维权抗暴的英雄。
伪类们的言行——包括他们向暴政不断抛出的花哨的媚眼，也包括他们对高智晟的诋毁与孤立，想必早被暴政记录在功劳簿上，且将暗中论功行赏——在攻击民主革命的理念和维权抗暴英雄的意义上，他们至少会获得更充分的“言论自由”。然而，苍天有眼，神日如电，历史同时也以铁笔记录下了伪类们的卑鄙。暴政统治的现实终将过去，而历史会永远向人类讲述英雄的高贵，和伪类们的无耻。
伪类们最喜欢炫耀“非政治性”，以表示其虚假的清高。尽管如此，从他们每次首先公开对民主革命和维权绝食抗暴运动实施的仇恨如毒芒的攻击中，人们都会感觉到坚硬而冷酷的政治意图。此次也不例外。
铁牢之门在高智晟身后关上的回声还没有消失，那个“山寨老大”及其小喽啰，就急不可待地在营救高智晟的群体内挑起事端——他们究竟意欲何为？
言为心声。伪类们此次挑衅的言论，令人不可能有任何误解地表达出如下诸项政治意图：
一、使中国的维权抗暴运动重新回到中共暴政专制恶法的范畴之内，再次成为专制司法程序的囚徒；
二、使“维权”由全民维护基本人权，抗争暴政的历史运动，退化为个别“精英”的特权，并将被伪类们蔑视为“有暴民倾向”的底层民众的抗暴活动，排除在“维权”的概念之外；
三、通过挑拨离间，散布怀疑和恐惧的种子，斩断国内维权运动同海外支持国内维权的各种正义力量之间的联系；
四、瓦解全球华人为营救高智晟正在形成的维权抗暴大联合。
伪类们之所欲，正是暴政喜，百姓悲；狗官欢，真理愤；魍魉悦，天地怒。暴政将英雄高智晟关进铁牢于前，伪类们便企图清除高智晟精神对中国维权抗暴运动的影响于后。配合之默契，直如形移影随，主唆狗扑，风动枝摇。
我为实现表达自由，把中国的苦难告诉历史，流亡海外，已逾二载。在此期间，暴政网特、心理变态者和伪类们对我的诋毁从未稍停，我也从未予以理睬。这不仅是由于各类宵小之徒的存在根本不配引起我高贵心灵的注视，更是因为我有自诫：“在暴政被历史埋葬，正义得到申张之前，决不回应任何对我个人的诋毁，而只把思想批判的锋芒，指向极权专制，以及危害反抗暴政事业的理论观念。”今后我仍将遵守这一诫律。待中国自由之后，我回归云水之前，如果心中不平之气难消，或许会以铁血男儿的方式快意恩仇。但那都是未定之事。
大丈夫处世，当效男雄大义，以实现真理和正义为己任；勿学鸡鸣狗盗，终生斤斤计较个人名利荣辱于鸡肠鼠肚间。今次于英雄高智晟生死危难之际，撰写此文，乃是由于伪类们已沦为暴政的代言人，对伪类们的攻击的回应，就是同暴政作没有妥协余地的思想之战。此一战，直接关系到高智晟和他的战友们以大智大勇，大仁大义所发动的“维权抗暴”运动的历史价值和未来命运；直接关系到民主革命意志的兴衰。
少年时，目睹暴政荼毒苍生之际，我便借烈酒邀内蒙高原上的落日作证，向苍天大地宣誓：“用此生同暴政作百年决战”。然而，因群氓愚昧于真理，文人背叛于自由，狗官奸险诡谲，且夫命运多桀于艰难，国运不济于穷途，故百战之余，自由仍然处于希望之中。
希望不灭，自由的信念便不死。即便未来仍然不得不踏平无数艰难困苦，自由的信念终将赢得与人民的希望一致的胜利。当那一日到来时，无论英雄高智晟的躯体是否是存在，高智晟精神一定在万众欢庆的人群间，狂歌醉舞。至于诸种伪类们，则只能作为暴政渺小的殉葬品，找到生命价值的阴暗归宿。如果那也配称为生命价值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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