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汉卫18日在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第七届中国发展高层论坛”预备会上呼吁，中国政府必须要更积极介入公共卫生领域，包括要控制成本，让人能够看得起病，而且要保证质量。
他说：“中国40%的人口无力去医院看病。中国2003年的普查发现，即使能够看医生，还是被告知去医院，结果他们还是没去医院，因为没有钱去。”
政府财政投入不足，使一般病患过度负担了医疗成本。贝汉卫表示，目前第一线的医务工作人员，80%的工资是来自于医疗费，即使是公共领域也是50%来自于医疗费。
他建议：“我们觉得这些最基本的功能都由政府保证，由政府出资，这样他们不用从病人身上要钱，这样就可以完成他们的职责，即服务于人民。”
政府对公共卫生支出“非常低”
中国政府对公共卫生的支出只有总体医疗费17%，贝汉卫形容是“非常低”，美国政府的支出至少占总需要的45%，几乎是中国的三倍。他说，中国医疗体系一些功能不能实现就是因为缺乏政府资金。
“看病贵”已经成为中国民众诟病的重大社会问题之一，《法制早报》根据官方统计数据以及读者调查，推出2005年十大暴利行业排行榜，“医疗”排在“能源”之后，高居第二，排名第三的是“教育”。
调查发现，药品的零售价在生产成本的三倍以上，但是制药商的利润只有15%，这种现象被称为“药价虚高”，而大部分的利润都落在流通领域，尤其是医院手里。
中国卫生部政策法规司副司长高卫中在同一场研讨会中表示，坚持政府主导的原则将有助于解决“看病贵”问题，同时也应该适当引导非公共类资源进入医疗领域。他说：“我觉得我们应该加强公共的筹资，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对于卫生服务体系而言，政府应加强投入。”
中国目前的卫生服务体系是公立医疗机构一统天下，公共资源占97%，非公共类的资源只有3%，高卫中认为这种格局非常不利于医疗服务卫生体系的健康发展。他建议，社会资源可以用资金、先进技术的方式参提供卫生服务。
政府有能力建立医疗保障制度 .
参加研讨会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副部长葛延风说，中国政府现在完全有能力建立基本的公共医疗保障制度。他表示，对于社区卫生服务所提供的公共卫生服务和基本医疗服务，前者完全免费，后者由公民承担少数费用以减少浪费，每年开支大概在人民币1500亿到2000亿之间（约301亿到402亿新元）。
葛延风说：“它大概相当于2005年中国财政总收入的5%到7%；相当于2005年中国GDP总量的1%到1.5%，相当于目前中国卫生总费用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所以从经济能力上是没有问题的。”
中国政府：
到2010年人人享有基本卫生保健
与其他的领域一样，中国“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似乎是随着医疗改革而来，当政府按照“市场化”的逻辑，逐渐减少对公共医疗的投入，涨价几乎变成了医疗改革的同义词。
伴随着民众对改革／涨价日益不满的情绪，中国舆论界近年来悄悄地兴起了“反思改革”的声浪，势头更有发展到冲击改革方向的地步，结果引起了支持改革者的反弹。
对于改革的争论，“反思改革／反改革派”目前暂时遭遇挫折，就在中国召开“两会”期间，政府高层被迫表态，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公开表示，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总理温家宝也强调，改革不能停顿，倒退没有出路。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指出，改革大幅度减少了绝对贫困人口，1978年年收入在人民币600元以下的绝对贫困群体达2亿5000万人，这个数字到2003年已经降到3000万人（包括城市低收入人群，如下岗或失业人群、进城农民工和自身条件差的农民）。
他表示，现阶段的关键是提高困难群体的致富机会和创富能力，换句话说，是掌握社会再分配来实现社会公平，如通过税收来调节收入不合理现象，调整财政支出结构，集中资源解决医疗救助、义务教育以及社会保障等问题。
高尚全建议，政府应该减少甚至取消在一般竞争性领域的投资，调整财力用于社会保障、就业等社会事业领域。他说，政府的财力近年来已经有了明显增强。因此，进一步增加社会保障支出规模和比重既必要，也可能。
在公共卫生领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副部长葛延风就强调，政府已订立在2010年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卫生保健的目标。
他说：“未来我们整个改革应该以这个目标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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