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话，比较起惨遭迫害的55万右派分子和大跃进饿死的数千万人来说，“大庆油田”被冤屈的只是一小群人，其“主角”的遭遇还不算特别惨。我更多地关注的是“真相”的后面，这一小群人为什么会受委屈。大庆油田明明是真正的“中国石油之父”黄汲清运用他独创的“大地构造理论”和“陆相生油论”，首先提出并且坚持在松辽盆地进行勘探才最终发现的，为什么却把功劳完全算到了李四光及其“地质力学”上，算到了石油工人王进喜的头上？原来，黄汲清的理论是他“在1942年秋至1943年夏，受国民党政府经济部派遣到新疆考察时第一个在世界上提出”的，如果提了，“会冒‘为国民党反动政府唱赞歌’之嫌’”(182页)。多么荒唐的逻辑，却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高层官员的真实想法，是那个时候的“主流意识”。那是一个亟欲在现实生活的所有方面都要和“旧社会”彻底决裂的时代，是一方面标榜“历史唯物主义”、另一方面又不承认历史事实的时代。于是，在当时的地质部党组写给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中，这个伟大的科技成就便成了“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部长运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和他举世闻名的地质力学理论，实现了大庆油田的重大发现”，“李四光的名字从此响彻云霄，名垂史册。并且至今余晖昭昭”(182－183页)。
被“真相”的作者称之为“一个天大的谬误”(169页)就这样被政治家们轻而易举地合作出来了。客观地说，“洞察一切”的毛泽东并非有心要制造这一“谬误”，他“到死都不清楚大庆油田的真相”(186页)。他不过“顺水推舟”地利用了下属们的“好意”。因而就出现了与那个时代的整体氛围很不协调的一幕：在知识分子饱受歧视和打压的同时，李四光幸运地成为了毛泽东的“座上客”，受到了超乎寻常的关怀和嘉奖。虽然“地质力学理论至今也未得到国际地质界的承认和采用”，“大庆等东部油田的普查与发展与地质力学的理论无关”(296－297 页)，李四光却在人神共愤的文化大革命中迎来了“他政治生涯最辉煌的时刻”(285页)，在“四人帮”倒台后又专门为他拍摄了一部故事电影《李四光》，时至今日中学地理教科书还在介绍“地质力学”。
毛泽东晚年犯错误的原因一是刚愎自用，听不进不同意见，二是受了所谓的“蒙蔽”。前者的典型是1957年“反右”和1959年反彭德怀，大庆油田的发现应该属于后者。在当时那个特殊的时代，毛泽东的威信至高无上，有人却敢于“欺骗”伟大领袖，而且还“欺骗”得逞，好像不可理解，说穿了也不奇怪。这种“欺骗”看似忤逆，实则是迎合。1958年那么多地委书记、省委书记敢于争先恐后地以亩产五万斤、八万斤蒙蔽“上头”，就是因为他们摸准了“上头”好大喜功的心思，完全清楚不仅不会因“蒙蔽”而倒霉，反而可能有好处。地质部党组的“蒙蔽”也是这样。他们的报告把“毛主席的哲学思想”置于发现原因之首，再加上“中国人独创的”地质力学。这样的报告当然不会不对领袖的胃口。用当时的话说“地质力学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在地质领域的具体化”(284页)。这样的报告叫人多么舒坦。不“批准”多难呀。地质部党组的报告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好评”，李四光也莫名其妙地受到了格外的“知遇”。中国有那么多种科学和科学家，曾经受到了这种“知遇”的非常稀少。如果你明白了这种反常的难得的“知遇”实际上源于一种“蒙蔽”，领袖对这种“蒙蔽”也是欣然接受，不知你会作何感想。很早我就知道一句名言：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看了这本书后，应该再补充一句：在那个时代，也不会有无缘无故的“知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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