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衣的这“三种人”是货真价实的三种人：第一种是有家归不得而被迫流亡；第二种是半被迫半自愿的流亡；第三种是没有流亡的问题，却自愿的与前两种人“同流合亡”。三种人中，第一种最多。然而也必须指出的是，不管是哪一种的流亡者，因为种种原因，本书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不可能“一网打尽”，所以有些颇具代表性的流亡者，因为各种原因而没有被采访。
因此倒记述方便一点。自愿“同流合亡”的第三种人，是鉴于多种原因，当然最重要的是理念的相近，也就是对中国民主人权理念的接近而“自投罗网”者，这点我很佩服他们。其中有两个“老外”，他们是总部设在纽约的中国人权新闻部主任（受访时的当时职务，下同）索菲娅，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林培瑞。其他主要是美国的老侨与台湾人，他们是总部在加州的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创始人黄雨川、中国民阵主席杜智富、美国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台湾侨选立委钱达、台湾驻纽约文教中心主任云中君、台湾中国青年团结会会长赵弘章等。
第二种人如中共党史专家司马璐（马义）与笔者，自知不容于中共，也不愿冒险做中共的“回锅肉”，所以在中共“解放”香港以前就自我流放到美国。马老当年从延安逃到国统区，再从上海逃到香港，一九八三年中英签订协议，决定把香港交给中共，他二话不说，立刻流亡到美国。我是一九五五年从印尼到中国，一九七六年从上海到香港，捱到一九九七年六月二十八日才离开香港到美国。还有原香港文汇报总编辑金尧如，因为六四脱离共产党，李鹏要绑架他，被迫在九○年代初到美国。金老自愿成份比我们少，勉强也可以属于第二类。至今还在香港的民运人士刘山青和前哨杂志总编辑刘达文还讬庇于尚在苟延残喘的“一国两制”而不必自愿或被迫的流亡。
第一种人最多了。要细分，还可以分很多类，如被通缉者，虽然没有通缉也逃到国外者，保外就医者，自行出国而又自愿投入民运而无法回国者等等。但是里面的复杂情况还在于，经过多年乃至十几年的变迁，有的人已经因为各种原因掩旗息鼓离开这个圈子，有的从事依赖民运招牌而寻求个人利益的“特种行业”，有的也许就是中共派出来捣乱的，有的还忙于在非原则问题（或说是利益关系）相互打横炮火拼。所幸大部分还是坚持固有立场，例如魏京生、王丹等等。其中的刘晓波更是回到中国，在白色恐怖下，坚持自己理念，不懈奋斗。
当然，对中国民主运动的态度，各有各的看法，或各有各的山头。在民主社会里，有不同意见很正常，有派系或各自为政也不奇怪，固然影响“战斗力”，但在海外民运本来难成大气候的情况下，也不必太高要求了。山头的分分合合令人眼花缭乱，人数的凋零也令人感伤，当年的辉煌没有能够持续，是令人遗憾的事情。虽然 “好汉不提当年勇”，但是在这本书里给历史留下一个记录，也算是“雁过留声”。当我们翻开这本书时，或者仍可以拍案而起，重整旗鼓；或留下一个“怀旧”的美好回忆；或者也会为当年的夸夸其谈而有惭愧之意。反正只要不是“雁过拔毛”就可以了。其中有没有民运骗子，由读者自行判断。
说老实话，看这本书，会陷于“缅怀”，然而“缅怀”只是消极的情绪。也的确不能不叫人消极。看看“流亡”两字，“流”字还算中性文字，至少“流动”是物质始终运动的一个方面，“流水不腐”者也。但是“流氓”、“流寇”之类，也可能同“流亡”沾上边。更不幸的是那个“亡”字，就包含了“逃亡”、“死亡”、 “灭亡”等等消极意思，是个不祥的文字，似乎比“流浪”更加不堪。十几年下来，也的确有我们的流亡朋友陆续病逝，其中也包括接受亚衣访问过的黄老、金老两位尊者。
也许，流亡者当中需要多一些“亡命之徒”，才会对中共形成威胁，历史也会另外一种写法。“流亡者之歌”之类虽然带有浪漫情调，但是要坚持“革命乐观主义”，以及“守节”，像苏武牧羊那样，在物欲横流的今天也的确不是容易的事情。
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流亡固然艰辛，也不是消极一定占主导地位。看人家法轮功同是流亡者，镇压六年下来，愈战愈勇，开创出一个新天地，从“中国内政”，变成“国际法轮大法运动”，新闻网、报纸、电视台、电台等影响力不可轻估，还有几国文字出版的平面媒体。他们直接威胁到了中共的腐败统治，成了中共最大的反对势力，是中国未来的希望，不能不佩服人家的献身精神。回首看民运，显然缺乏他们的献身精神，几十年下来，多少的资源，成果却是寥寥无几。这里面的主要差别，恐怕就是对理念、信仰的坚定和真诚程度了。所以也就出现缺乏资源的能够做出较多事情，资源充沛的反而显得贫乏。
回头说这本书，亚衣正是在缺乏资源的情况下，由家人掏腰包来出版这本书，为六十多个人留下记录，也为自己的辛勤耕耘留下记录，更重要的是为中国民主运动的发展留下宝贵的记录。哪一本有关中国民运的书籍，记载有这样多的人与事，以及他们所走过的不同道路？
说亚衣“辛勤耕耘”不是吹捧，而是事实。采访文章好不好，得看“做功课”的程度。亚衣的功课做得很足，这从他所提问题的深入，以及问到点子上看得出来。这当然也和采访者的水平有关，亚衣本人就是哲学博士，在解体前的苏联基辅大学与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做过访问学者，发表过大量学术论文，因此采访不是泛泛而谈。譬如我刚到纽约的一九九七年，他在访问我以前，就把我以前出版的几本小册子与简历先拿去看了。他当然认识到我是如此的“反动”，所以提问时就问到“在中国的大学系统中，‘人大’历来有‘第二中央党校’之称，您在其中读的又是中共党史，当时您为什么要做这样的选择？”我当然要交代为何会成为混入中共党史队伍里头的阶级异己分子。
亚衣还问：“您的杂文和政论常常在精彩的地方点到即止，未及细论。比如您指出中共领导层‘大都是农民出身，有农民的弱点’，对‘学生与党内路线斗争’也只提了一下。”我完全没有想到会有人问我这个问题，所以从现在来看，我的答覆我也不太满意。如果现在有人再问我，我会有更完满和更加“律己”的回答。
什么时候，我们的“流亡者”不必成为“流星”，而能够“流芳”，不但是本书采访者的愿望，更是被采访者的愿望。在还有一口气的时候，应该为结束中共的一党专政而继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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