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庭是保护弱者和减轻社会经济转型期之创痛的机制，正如纽约大学法学教授法拉克·俄普翰（Frank Upham）所言，在中国农村地区培养合格专业的律师有助于代表中国的广大农民表达他们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不平，并让法庭听到他们的声音。
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法学教授斯坦利·路布曼（Stanley Lubman）说道，俄普翰的观点涉及到法制文化问题（即官员和民众对法律的态度）以及领导人倡导根本性改革的政治决心，而这两者是中国法制改革的核心因素。
乔治敦大学法学教授詹姆斯·费尼曼（James Feinerman）认为中共是否放弃其对司法机关的控制是领导人倡导司法改革的政治决心的重要标帜。
切尔西地区法院的首席法官汤姆斯·盖利（Timothy Galley）忆起他参加过的两次由美国外交部组织的中美交流培训项目，他说通过与中国年轻法官的接触及观看他们模拟法庭的演练，感到中国人非常希望加强他们的法制建设，并且渴望了解美国法律系统的操作方式及其优缺点。
（《卡内基中国透视》月刊Carnegie China Insight Monthly2005年第5期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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