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的M，真可谓志得意满，一副人逢喜事精神爽的样子。他一口气宣布了六种处分和归属各种处分的五十几个右派的名单，还有重点地对此人何以受此处分作了讲评。他称某某等为“反革命加右派”，而我则“是右派骨干分子，也就是极右分子，家庭和个人出身虽不算反革命，但思想极端反动，也差不多了。”
本来中央整风反右办公室的文件，在第一种处分“送劳动教养”之下还有一句：“本人不愿接受处分者，允许申请回家自谋生活，由其家庭和当地居民委员会在政治上加以监督。”M却没有宣布这一句，这当然不会是出于无意。
幸亏我事先知道了这句话，决定要照这句话做。因为我们夫妻俩都要送劳教，而我的小孩一个三岁多，一个两岁多，一个一岁多，还有一个在肚子里即将出世。我和朱纯的工资虽不算低，但向来有一个钱用一个钱，毫无积蓄。我的父亲虽是“民主人士”，但年已七十好几，母亲又年老多病。我不能奉养双亲已于良心有亏，又怎能忍心将几个幼小的孩子去拖累他们呢?所以只有走回家自谋生活这条路了。
五七年我还只有二十七岁，身体虽不强健，却也没什么病。朱纯的身体，比我还好一些。我心想，长沙城里几十万人，照我们这样按月领**十块的，最多也不过几万人，总不到十分之一吧。十分之九以上的老百姓，还不是靠一双手养家糊口?我们过去吃安逸饭，其实就是吃老百姓的血汗；如今没有安逸饭吃了，就靠双手赚饭吃吧。不仅推己及人应该如此，也可说是向老百姓还债，难道不应该吗?我相信自己的双手不会比别人的笨，脑袋不会比别人的蠢。天无绝人之路，只要把自己看成干活的苦力一个，饿死总不至于。
我将自己的打算悄悄告诉了李长恭和另一位同志。李说他在长沙举目无亲，无处落脚，只好接受处分去劳教。另一位同志本也打算提出申请，后来听从家人的话，还是接受处分了。朱纯怀着大肚子，身不由己，只得听我安排。于是我便把自己受处分和想回家的实情向父亲禀告(父亲并不和我同住)。父亲是一个读书多而心眼少的人，他的善良和天真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他听了后，慢条斯理地对我说：“其实你去(劳教)也好，就当是去留洋吧。如果不解放，你读几年大学，结了婚，生了小孩，也到去留洋的时候了。”我真是哭笑不得，只好对他说：“我和朱纯都去了，小孩子你们带得了吗?何况朱纯就要生了，我怎能去。”他说：“那么好罢，你就申请回家罢，用我的口气写个报告给统战部，只说我今后不请女工了，由朱纯照顾我。你自食其力，我帮你养小孩。”
我立刻代父亲写了报告，盖上他的图章，火速送到统战部。我想，统战部的人与我并无夙怨，按政策办事的可能性较大。等统战部把父亲的报告批到报社，我再向报社提出申请，主持反右的G和M不准的可能性就比较小了。送了报告后，我就到附近街道上找好可以租住的房子。只要报社一批准，我便立刻从经武路宿舍里搬出来 “自谋生活”。
情况当然不允许我久拖，眼看便到了右派分子到劳教地点报到的限期，我不得不向反右办公室提出申请。这次他们倒没有官僚主义，九点钟交申请，十点钟左右，反右办某某便来找我，说：“老M叫你到他那里去一下。”
在此以前，我从未和M单独谈过话。我有个与生俱来的毛病，就是不愿意接近地位比自己高的人，对G、M如此，对原在报社负责这时已被G、M打成右派的D、S亦如此。现在M叫我到他那里去，我却不知道“他那里”在哪里，是某某把我带去的。
到那里，进了门，M让某某回去，示意我坐下，便开始和我谈话了。
“你申请回家自谋生活，是吗?”此时他一变在处理大会上的亢奋，表现得很放松，这倒有点使我感到意外。但随即意识到，这是战胜者在打扫战场前小憩时那种放松啊，看来他是要以休闲的心情来品尝我这道小食，作为馀兴了。
“是的。”我决定少说话，只怕节外生枝，让他找出不批准申请的借口。
他沉默了片刻(这片刻我觉得特别长)，才慢吞吞地说：“老人家要人招扶，倒也是实情。”
听了这句话，我提起的心放下了一些。我意识到统战部那边可能起了作用，因为我申请时正是举出了这个理由。
“你又钻了我们一个空子。”他说，同时露出了一丝狡黠的笑容。我的心立刻又提了起来。我想，这是在告诉我：“我老M是多么厉害的人，你孙猴子还跳得出我如来佛的手掌心么?”但仍然忍着不做声。
“不过确实有这个空子，你可以钻嘛!”他说：“我们是严格按政策办事的。你硬要脱离革命(革命两字一出口，他立刻感到失言了，因为我已被开除公职，被开除出革命队伍了)，不，要脱离人民，既然政策还允许你作这样的选择，我们就让你这样选择，让你回家。你父亲还写信给统战部，有这个必要吗?姑息之爱，唉，姑息之爱啊!”
听M提到统战部，我的心就完全放下来了，于是尽量装出一副任凭发落的样子，以为马上就会放我走了。可是M又开了腔：
“你不接受报社给你的处分，会要吃亏的啊！”他忽然用一种悲天悯人的口气说道。我想，看来他还要对我这个顽固不化的右派分子进行最后一次批判教育，我得忍耐着让他把教训的话说完，把胜利者的瘾过足。
“钟叔河!你以为自己很聪明，我们也认为你有那么一点点聪明，所以本来还是想挽救你。”说到这里，他可能发现我神色有点不对，于是加重了语气：“你不要怀疑。我们是想挽救你，不要以为开除公职就不是挽救。我们只把你定作右派嘛，没有定作反革命嘛。”那口气，就像定右派定反革命全凭他一句话，恐怕当时的情形也确实如此。
“劳教去，三年五年，总还会回来的嘛!报社把你开除了，以后在别处还是可以做事的嘛!你想到这一点没有?你说说看。”他说。
这时不能不开口了，于是我说：“我想我不可能再当干部了，打算去学一门手艺，养活自己，养活几个孩子。”这确实是我当时的想法。
M听了，微微一笑，道：“当然也只能如此。但你还要解决一个认罪的问题。如今右派个个都认罪，但光从口头上认罪不行，还要从内心深处认罪。认清自己在报社这几年，到底错在哪里，为什么会错的。”讲到这里，他从桌上拿起一本小册子递给我，三十二开本，一百二十八页，标题是“继续揭发批判钟叔河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一面说：“给你带回去，好好看一看。”我连忙接了。
“你错就错在有思想。”他继续说道：“有你自己一套反动的思想。有的人成为右派，是当了D、S的骨干，反党。你倒不是D、S的骨干。你的家庭没大问题，个人历史也没大问题。我才调来报社时，觉得你还能做事，应该可以用一下吧。可是不行。反胡风，你说胡风是思想问题。胡风当然是思想问题，但思想问题不解决，就会成政治问题，成反革命。你看看你这四十八条：‘民主的基础是个人，强调个人服从集中的意见，民主便削弱了。’‘马克思主义是一百多年前的产物，不修正就会僵化，变成教条，束缚人们的思想。’……这还了得!这样的人谁敢用?D、S也不敢用啊!”他真不忘他的对手，这时候还要搭上D、S。
“告诉你吧，就是我们不来反右，他们来反右，你也是右派分子。肃反不是D和C搞的吗?你不也成了肃反对象吗?所以，你也不要恨老G和我老M了。”
我想，这大概是他画龙点睛的“睛”了，只能连声答应道：“是，是。”
其时已快到十二点，M觉得该吃饭了，于是加快了速度：“有人说报社右派划得多，这是因为报社的右派多嘛!我们按政策办事，不错划一个，也不放过一个。有多少，就划多少，没有控制数字的。”最后他还来了点记者笔墨：“钟叔河你倒可能没有这样想。你自己也应该知道，即使有控制数字，即使只划两三个右派，你这个总是少不了的。”这时他又兴奋起来了，脸上甚至带着一种可以说是快乐的神气。
当我小心翼翼地向他请示如何办理回家手续时，大概是心情舒畅的缘故罢，M轻松地一挥手：“去拿吧，某某那里已经把你的户口办好了。快去拿，他们就要下班了。”
M和我的这次谈话就这样结束了。
M给我的那本小册子，我一直收藏着。一九七九年平反后，一位老领导拿去看过，说：“你这四十八条，可以发表一下嘛！”其中“关于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列主义理论”的九条，便经一位同志的手，在一九八二年第六期的《人物》杂志上发表过一回。这次把这四十八条全部附录在本文之后，本书的编者朱正、刘皓宇、罗印文三同志可以作证，完全是照M给我的那本小册子重排重印的，除改正三处误排，删去两处“反右办”所加按语外，并没有增删一个字。
这四十八条确实是我自己的话，虽然M说“这还了得”，我却一直认账，至今仍然认账。
（2001.12.20）
【附录】 一九五七年的四十八条
一、关于自由
1．自由的定义，就是由自－－由自己。每一个人都服从自己，自由自在，不受拘束，就叫自由。
2．自由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物质上的自由，这要发展生产，并且保证每个人都能合理地分配到生产出来的财富，没有不平等的现象；一个方面是精神上的自由，这要开放思想，让每个人愿意怎么想就怎么想，愿意怎么讲就怎么讲，愿意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不要任何的统治。
3．人类追求的最终目的，就是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都得到最大限度的解放，绝对自由。
4．精神上的自由，不能有任何的纪律约束。纪律总是限制个人自由，妨碍个性发展的。
5．理想的社会秩序，要靠道德来维持，不能靠纪律来维持。任何的强制，都不符合自由的精神。
6．只要真正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都创造了绝对自由的条件，人性自然可以得到完满的发展，社会上也就根本不必要有纪律之类带强制性的东西了。
7．如果只注意发展生产，消灭剥削，保证人们物质上的自由，而对人们精神上的自由不予重视，那就还是不够的。
8．对于一个有知识的人来说，精神上的自由，有时比物质上的自由，来得更重要。
9.强调领导，就必然减少自由。有领导的自由，不可能是充分的自伞?
二、关于民主
1．民主既然是人民在政治上作主的意思，那么政治就应当由人民直接管理，不能够有更高的权力机构，不能够有权威。
2．民主不应该有限制，越多越好。政治上越民主，越让人民直接作主，就越合理想。最理想的政治，必须是极端民主的。
3．理想的政治的标志是：(1)一切政治问题，都由人民直接出主意，不由任何“领导”方面出主意；(2)政治机构所办的一切事情，都应该是人民提出来的，合乎人民当前要求的，没有一件事情是政治机构向人民提出，反而要求人民服从的；(3)政治机构的人员，完全由人民决定，向人民负责，他们除了人民以外再没有任何“领导”需要听从。而最理想的政治，则更进一步，根本不需要政治机构，一切政治都由人民直接管理，只设必要的办事机构执行具体事务就行了。
4．民主就是人民对政治的要求，就是目的。把民主当成达到目的的手段，必然不可能实行真正的高度民主。
5．民主的基础是个人。集中当然需要，但如果强调集中，强调个人服从集中的意见，民主便削弱了。
6．民主的政治形式是自治，自治的单位越小越好，这样才便于人民直接作主，避免集中带来的矛盾。任何形式的集权，都是阻碍民主的。
7．政治决定由领导上作，作出后再自上而下贯彻，推动群众实行，这不是民主的方式。即使领导是代表人民利益、为人民服务的，但这种方式毕竟不是群众说了算。
8．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没有高度的民主政治，哪怕经济上再强大，也是没有很大吸引力的。
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
1．夺取政权的时候，专政是必需的。革命胜利以后，就应当一步步扩大民主，一步步缩小专政。
2．强调专政，势必会限制民主、自由，使人民不能够享受更多的权利。
3．强调专政，政权就很难完全放在人民的监督之下，就容易脱离群众，产生官僚主义。相反的，若是不强调专政，只强调民主，把政权完全放在人民的监督之下，官僚主义就不会产生，产生了也会马上被消灭掉。
4．现在革命已经胜利，反革命分子已经不多，专政的职能交给少数专门机构掌握就行了，不必要当作整个国家、整个社会、全体人民的任务。否则的话，专政就会扩大化，引起没有根据的镇压。
5．镇压、暴力、强制，总是不好的。进行革命的时候，为了消灭剥削、压迫，必须以暴力对付暴力，这倒可以理解。革命以后，就应该尽量少用这类办法，除非在不得已的情况下。
6．一定要在专政结束，一切专政机构全部消失之后，才能出现理想的社会－－真正民主自由、个人彻底解放的社会，也才有完全的社会主义。
7．社会主义革命完成了，阶级已经基本消灭，大家都是劳动人民了，何必单提无产阶级专政呢?专政的对象只剩下了少数残馀反革命，提“革命专政”还准确一些。
四、关于党的领导
1．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要实现自己的纲领，贯彻自己的路线，应该靠自己的工作，在政治上、思想上去影响人民群众，影响政府政策。这样的领导，才是不带强制性的，合理的。
2．党不应该成为决定国家方针大计，向人民发号施令的政治机构。因为如果这样，党就不是处于一个政党的地位，就变成了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变成了政府之上的政府，不合平民主的原则。
3．政党的活动，主要应该在政治方面。对于人民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文化生活、精神生活，党的领导只要注意掌握一下政治方向就行了。党没有必要领导一切，干预一切，这样反而会削弱在政治上、思想上的领导。
4．党员在国家、社会中的地位，应当和普通人完全相同。每一个部门，每一个单位，都一定要由党员来贯彻、执行领导，是不合理的。
5．无论在哪一方面，领导者都应该由业务最熟、能力最强的人来充当。如果党员不是业务最熟、能力最强的人，就不应该充当领导者。
6．政治上、思想上的领导，这是党的任务。但这也只能通过宣传，通过教育，通过党员向群众进行解释、说服，使群众自然地接受党的思想影响，赞同党的政治主张。然后，再通过人民群众，影响政府的政策，保证党的纲领、路线在国家范围内实现。不应该首先就肯定党的领导地位，要求群众必须服从党的领导。
7．太看重党在一切方面的领导地位，要由党员在每个部门、每个单位实行领导，就容易产生宗派主义。
8．党只是人民的一部分，所以并不能够完全代表人民。党的主张人民也不一定百分之百地接受，如果非叫人民百分之百地接受，就会发生矛盾。
五、关于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列主义理论
1．社会主义是一种人类进步的政治观念，在共产党出现以前早就产生了，并不是共产党发明的。共产党不过是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建立了自己的政治理论而已。
2．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学说的一派。除了马列主义以外，社会主义学说还有别的流派，像工团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等。它们也许没有马克思主义这样科学，但也是真心要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也出过许多仁人志士的。把它们说成反社会主义的是不对的。
3．就是马列主义，也有一些不同的流派。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是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但它的路线、政策和苏联共产党就有很大不同。
4．究竟哪一派理论更正确，哪一条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更正确，现在还很难作结论。比如说，苏联就不一定比南斯拉夫正确。
5．应该让一切的社会主义流派，都能够充分宣传、发展，实行它们的理论，这样才可以显出优劣。即使是共产党绝对正确，也应该吸取别人的好的经验。
6．马克思主义是一百多年前的产物，不随时修正就不能保持正确。列宁把它修正了一次，但列宁的时代也过去三十多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南斯拉夫又把它修正了一次，可是原来斯大林却不承认。现在证明，南斯拉夫的修正是对的，是马列主义的新发展。
7．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如果不准修正，就会僵化，变成教条，反而要束缚人的思想。
8．社会主义的基本概念，就是一切不平等的消失，人类的彻底解放。所以，自由、民主和社会主义是没有矛盾的。
9．只要赞成社会主义，思想、观点和理论则应该随人们去建立，去创造。不应当只允许一种思想、一种观点、一种理论存在，这会窒息人们的思想意识，形成教条主义的统治。
六、关于阶级斗争和知识分子问题
1．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但能够看出历史发展前途，掌握历史发展规律的是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一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有时可以超过同时代的千百万人。
2．历史上一切的重大事件，都是知识分子领导的。工人、农民领导的也有，但那样的工人、农民，也是成了知识分子的工人、农民。
3．劳动人民的确是基本的政治力量，但只是“自为的力量”，而不是“自觉的力量”，他们需要知识阶层的启发和引导。知识阶层是社会的精神领袖。
4．阶级斗争的过程，往往也要受作为启蒙者的知识分子的影响。俄国工人阶级的力量没有德国、法国的大，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没有印度、日本的大，但是俄国和中国的工人阶级革命却革得早些，这就是启蒙者的作用。
5．知识界－－知识阶层是独立的，不属于任何一个阶级。地主阶级的人也好，资产阶级的人也好，工人阶级的人也好，当他成为了依靠自己的知识生活、在思想领域里进行活动的人以后，他就不再属于自己出身的阶级，而是知识界的一员了。当然，好与坏、善与恶、先知与后知、进步与保守、革命与反革命，这样的区别在知识分子中是有的，但也是知识界内部的区别。
6．不应该要求知识分子按照工人阶级的面貌改造自己，那样就会没有知识界。相反的，倒是要使所有的工人、农民都成为知识分子，形成全民知识界。问题只在于把知识分子吸引到进步这方面来，这也要通过知识分子自己去进行。
7．进步的、有理想的知识分子，对于劳动群众，有着两方面的责任：一方面要了解他们，愿意使他们和自己一样得到彻底的解放；另一方面要启发他们，引导他们努力提高知识水平(这是人类要彻底解放，特别是在精神上彻底解放的前提)。至于向劳动人民群众去学习，那是学不到什么的。
钟叔河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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