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简单的问题，却很难回答。是的，我来过三次，但是，每一次，都是因为“工作”而来，譬如演讲。有人到车站或机场迎接，有备好的车子护送，有既定的路线画好。进入一个讲堂，离开一个讲堂；进入一个酒店，离开一个酒店；热情的人们和你说话，然后回到车站或机场，离开了这个城市。
稍微多几个小时，可能会被带到重要的景点，身负“导游”任务的朋友努力地将两千年或两百年的历史在二十分钟内讲完，然后在彼此都觉得意犹未尽、万分遗憾的时候，一面说“下次再来”一面赶往机场或车站。
为了求效率，车子永远走在高架桥或高速路上，而古老的中国为了急切地与国际接轨，总是采取最剧烈的开刀方式，对准老城区一刀切下，开肠破肚。于是走在城市内的交通动脉上，望出车窗，看见的，多半是削了一半的红砖老楼，拆得残垣断壁的庭院，半截横梁，几根危柱，满地狼籍，有如未清理过的带血迹的手术现场，巨大的“拆”字像秘密判决一样，喷在墙头。
有的城市，我会暗暗决定，再也不回来。有的，那二十分钟的叙述留下几个难忘的片段，记在心里，还想探索，或者，在快速驶过的手术现场，瞥见一点点“手术前”的沧桑的美貌：一条树影幽深的巷子，一排姿态妩媚的老楼，半边隐约的飞檐塔影，一个长满青苔水藻的斑驳码头。吉光片羽略过，但是心里知道；我要回头，要单独地、专注地回头来认识这个城市。
广州，就在这个必须“回头”的名单上。
二
一月二十一日早上，看看窗外的天，灰灰的，感觉沈静，是个“出走”的好天。对一个持台湾护照的人而言，随兴“出走”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因为随便在地球仪上挑出一个城市来，多半需要办签证，这一个念头，足以冷却掉任何想“出走”的冲动。
拿好台胞证，“出走”第一站是湾仔的中国旅行社，办签证。
第一次办的时候，别人只需要等个十分钟，我却足足等了半个多小时。去问那坐在柜台里的小姐怎么回事，她斜斜地睨着我，似笑非笑地说，“那你当然要等啦，你不知道你是什么人吗？”她的坦白让我吃了一惊。
每次来都要等得比别人长，大家也就有了默契。小姐看见我来，还说“请坐”，一副心照不宣的样子。坐下来，透过玻璃看着她，她也看看我，很安静；但是在玻璃内与玻璃外之间，隐藏着一个深不可测的巨大空间，深得听不见一点回音。
三
火车缓缓开动，一个半小时的车程，足够温习一下自己对广州的零碎印象:南越王赵陀在广州建宫殿。苏东坡在广州郎退旅怼：樾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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