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是以增强企业活力为初衷。企业改革的目的是通过引入市场机制，让企业从各种行政依附中完全独立起来，成为自主生产、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权责利相对称的经营主体。企业改革的大致过程是：（1）通过简政放权给企业"松绑"；（2）缩小指令性计划的生产、投资和销售指标，扩大指导性指标，直至由市场需求调节生产；（3）采取企业留利分成制度和恢复职工的奖金制度，激发企业和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4）变国家计划供应物资原材料为市场调节，变国家统购包销产品为扩大企业自销；（5）采用各种形式从社会上或由企业内部职工评选产生企业厂长经理；（6）采用各种经营承包形式，约束经营者，强化对企业的经营管理；推广厂长负责制，把企业党组织变为监督性的机构，设立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以保证企业职工的权利和利益。
与企业改革相平行发展的另一条线索，则是围绕企业外部环境的价格、财政及税收体制方面的改革。1984年、1985年对工业生产资料实行计划外产量市场价、中央统配物资比重逐年减少，形成了生产资料双轨价体制，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的一大创造。这是一个在价格变动面较小的条件下，利用价格调节企业行为和资源配置的转轨机制。
总体来说，价格改革的作用是积极的，起到了调节资源配置的作用。但是，由于企业制度基本未变，预算约束仍然较软。价格改革直接或间接地带来了生产资料价格全面上涨和工资膨胀的结果，甚至出现了价格重新管制的迹象。"一管就死，一放就乱"就是当时、甚至也还是今天中国经济改革的典型概括。
1985年夏，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简称体改所）为摸清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现状，把握下一步改革的机遇和挑战，进行了首次大面积企业调查，并在这次调查的基础上，成功地提出了一系列研究报告。研究报告指出：在扩大企业和地方自主权为特征的改革中出现了"投资膨胀"和"消费膨胀"的倾向，并指出只有进一步深化微观方面的改革──即以企业为基本经营单位的改革才是出路。此后，由于这两个膨胀的进一步发展，经济环境恶化导致全国性的价格改革延缓了下来。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热点又自然转移到企业改革方面来。不过，这时关于企业改革的讨论，已经超出简单地给企业放权让利的一般意义，而是在更深刻的层次上展开。例如，企业对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及改革政策是如何反应的？如何预测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效应？如何预测短期的经济景气？等等。显然，简单地运用西方经济学方法和模型是无法回答这些问题的，道理很简单，我们既没有一个能在企业微观层面上收集可靠的、可比较的、可量化的并能与国际上通行的会计制度和分析方法接轨的信息系统，也没有一个能够在统计意义上定量收集和分析企业在"双轨制"下运行的生产、销售、投资、现金流动诸方面行为和效益的信息系统。已有的统计制度、指导体系、财务会计制度，均是为计划经济服务的，以国家统收统支为导向的。
1986年夏，体改所组织了一个以经济学家为主的十八人代表团，在索罗斯资助下，到积累了多年改革经验和教训的匈牙利、南斯拉夫进行了一个月考察。代表团回国后，所长陈一谘提出：根据匈、南改革的实践，我们应该尽快建立起"宏观景气分析系统"、"微观企业观测系统"和"社会舆论调查系统"。我当时担任体改所综合经济研究室副主任，接受了组建"企业观测系统"项目这个重要任务。
1986年底，我提出了一个在科学定点抽样一批企业的基础上，利用现行会计制度和统计制度，参照国际上通用的会计指标体系及其分析方法，定期地收集定性和定量数据，对转轨时期的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的行为及市场表现进行统计分析的决策支持系统的设想。这一建议上报紫阳总理后，立即得到他的首肯和批复。他并委托鲍彤与财政部及国家科委协商，落实了三十万元的启动资金，由体改所负责系统的设计与建设。后来，由于设计思想的创新及改革的迫切需要，该方案又列为" 七五"期间国家社会科学重点项目。在紫阳总理的关心和支持下，我们的设计方案在国家统计局工交司的配合下，仅仅用了短短数月，就建立起了"中国企业观测系统"，于1987年初夏开始运行。
该系统定期收集来自两千家定点企业的定性和定量数据。定性数据来自于每六个月一次向样本企业的厂长经理们发放的问卷。问卷包括生产能力的利用、产品销售、原料和存货、订单和主要产品的价格诸方面与去年同期的对比，以及对今后三至六个月的て冢晃示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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