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这时我才明白，荒谬和冤枉并不是只发生在文艺界里。文艺界挨的骂是多一些，但真正残酷的事情并不在文艺界。工农业生产一点也不是淳朴无邪的桃花源。
相反，我们这些搞文艺的由于不了解真实情况，容易被谎言所欺骗，反而会助纣为虐。前边我说了那些诗传单的情况。后来，在怀来县还举行过全县赛诗会。县委副书记王俊禄要写一首开场诗。由我和徐迟两人代笔。我写道：
工农当中出诗才 人民歌手满怀来 跃进声中比文采 大礼堂作赛诗台 赛诗台 是擂台 新诗歌 拿来赛 赛诗台 是擂台 谁是好汉谁上来
当时各地都在炼铁，刘仁说他派人去河南参观过，炼出的是一些疙疙瘩瘩像豆腐渣似的铁。刘仁看了，后来就光在城里炼钢了。我听了，明白了。北京市的领导干部较有头脑，对大炼钢铁来了个阳奉阴违。城里拼命炼，农村不去干。做得不错。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骂北京市委“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北京市委的干部都觉得冤，他们说他们是紧跟毛主席的。但是现在细看，似乎也未必尽然。不紧跟，不见得就那么坏；紧跟的，未必好。他们其实跟得并不甚紧，这是一点可取之处。
北京市搞的“公社化”，好像主要在市内，就在党中央的眼皮子底下干。所有的街道一律改为公社，包括机关宿舍也不例外。还大张旗鼓地成立食堂，也写文章鼓吹，说成立食堂是干不干社会主义的分水岭等等。其实，城里哪一个机关、工厂、学校没有食堂？我们一贯就吃食堂。有人晚间回去自己做顿晚饭，有人连晚饭都在食堂吃完才回家，顶多星期日自己做一点。食堂化算得了什么革命呢？要革命，无非就革自己晚上回家煮的那点面条的命吧。于是，各街道腾出房子，成立食堂，让街道家庭妇女不要再在自己家煮饭，都到食堂去当炊事员。同时自己家不准再开饭。我记得邵荃麟住的那个大雅宝胡同成立食堂后，他也到食堂去吃饭，说：“他们的肉丝面煮得还好。”好像是谈对于某饭馆的印象。我们东交民巷10号北京市委宿舍，也要成立食堂。这里住的基本是领导干部，好几家有保姆。于是议论着要把保姆辞掉，让她们到食堂去工作。同院同志看中了我家的保姆张文英，她是上海人，做得一手好江苏菜。于是大院组长来找她谈话了。这可把她吓坏了。我回家，她向我告状诉苦，说无论如何不行，绝对不干，“我管你们一家的伙食，知道你爱吃什么，杨述爱吃什么。孩子们我也知道怎么打发他们。一下子干这么一大摊，这个是南方人，那个是北方人，我怎么弄得清楚？比饭馆还要难干。”我说：“干这个就不能那么细致了。你开大锅饭，人家爱吃不吃。”可是怎么说她也不答应。最后，大概还是市委刘仁说了话，弄不成就算了。对市委宿舍，就睁只眼闭只眼了。
作家协会闹得更凶，不仅要求大家都来吃食堂，而且要求都搬家。新副秘书长王西凡是部队转业来的，雷厉风行，准备把作协原来的平房宿舍院和外单位交换楼房，然后全体集中住在一起，然后编组，吃饭有炊事组，穿衣有缝纫组……真来个公社化。我记得还正式召集过会议，讨论此事。许多作家坐在那里，准备编组，军事化。要作家赵树理的夫人任炊事组长，出版社总务科长刘子玉的夫人任缝纫组长……又讨论了搬家事宜。出版社的办公室主任王组化原住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房，一个安静的小院。他不愿搬，为此还批判了他一顿，说他不拥护公社化。我到这时实在忍不住了，便表态道：“我不是不肯搬，我没有办法搬。我现在住市委宿舍，是杨述机关的。家中还有三个孩子，我怎能把杨述和孩子们都带到作家协会来集中呢？”平时一向态度最激进的罗立韵，这时忽然出头支持我道：“她是实在不可能搬，别搬了。”她是邓力群的妻子，大约也属于搬不了吧。到最后，作协这个伟大的计划，终于也没有实行了。大约如此搬家，牵动大量住房问题，共产主义化并没有到这个程度，弄不动。
说可是说得十分厉害，报纸上宣传，马上要实行共产主义，废除家庭，儿童公有制，夫妻关系打破，男的集中住男宿舍，女的集中住女宿舍，星期六允许会面一次……可能有的县或农村已经这样办了吧，北京市委也震动起来。有天晚上，杨述回家来边脱衣服边对我说：“有新的精神哩，就要废除家庭了。”不过那天时间已经很晚，我并没有细问如果废除了家庭，我们这个家怎么办，这三个小孩又怎么办，我只记住了这件事。后来，不见他再说起。大约也是说说算了，要不，就是被人坚决反对掉了。
现在想起来，“文化大革命”期间让大家下干校编连队，男归男营，女归女宿，孩子也编连，大约是1958年早就想实行的“共产主义”幻想。
(第五章 “大跃进”要改变中国面貌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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