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良勇访谈录:共产革命的本质没有变

发表:2004-12-21 1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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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电视台专访)自大纪元网站发表《九评共产党》社论后,欧洲大纪元已出版《九评共产党》特刊,引起欧洲华人众多关注。旅居德国纽伦堡的核物理专家,中国民主阵线主席费良勇就此话题专门接受新唐人电视台采访,以下文字根据采访录音整理。

记者:您一直是在共产党那个环境成长,求学工作,出国以后又和共产党打了很长时间的交道,那您觉得这个共产党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费:因为我们从小就是生活在共产党统治之下,从小就是受共产党那种宣传、教育,所以小的时候对共产党当然很崇拜,对毛泽东也很崇拜,认为他们讲的那套是对的。在西方生活了十几年,现在反过来如果从人权、民主、自由的角度来看共产党,就看得出来共产党的本质了。共产党顾名思义就是要共产的党,就是说共别人的产,而且它讲究共产革命,也就是要革别人的命。那么把共别人的产和革别人的命这两个事情结合起来,就是要谋财害命。谋财害命也就是共产革命的本质,说到底就是 “土匪精神”。现在看来共产党搞了共产革命以后,中国人是到了最穷最穷的地步,靠别人的财产是富不起来的,这个我想通过共产革命也已经证实了。那么共产革命,我个人认为,它有三部曲,就是共别人的产有三部曲。

第一步呢,它是共富人的产,大家想到打土豪分田地,也就是把富人的财产拿来分掉。共产党上台以后,杀了很多地主,把资本家的财产“共”起来了,把地主的财产也夺来了。接下来它就所谓要把土地分给农民,这一来中国就没有富豪了。

可是接下来共产党又搞那种互助组,到人民公社的时候,又“共”穷人的产,所以第二步它就是共穷人的产了,把穷人那些土地集中起来,或者是把那些小商人的财产共起来,搞所谓的国营,搞所谓的人民公社。这一搞,搞得国家非常贫弱,人民非常贫穷。然后共产党没有办法了,才搞所谓的改革开放。搞改革开放对中国的经济在20多年里确实有一定的发展,但是呢,这本身也并不是共产党的功劳,因为中国自古以来经济上就是自由的。原来把他们的手脚捆起来不让他们去发家致富,现在改革开放说到底就是说共产党放松了那个空子,让每个人有机会去挣钱,所以这20多年来改革开放总体上来说是中国人民拼命工作、发奋图强的结果,而绝不是共产党的功劳。因为我们想一想,如果不是共产党的统治,是一个民主政府、更理智的政府在领导中国的话,如果不发生那些所谓反民主、反自由的那种恶性事件,不发生六四屠杀,不发生镇压法轮功,中国的发展会更好。所以说这20多年的发展绝对不是共产党的功劳。

在这20多年的发展中同时造就了一大批贪官污吏,一大批通过非正常手段致富的人。这一批人是靠什么来致富呢?他们掠夺国家和人民的财产,掠夺中国人民几十年积累下来的财产,化公为私。所以共产党第三步的共产,我认为就是共全国人民的产,把全国人民积累下的财产共进了他们自己的腰包。到了这一步以后,也就进入了死胡同,那么共产党也该彻底完蛋了,因为这样一来会激起全体人民的反抗。共产党以前靠刺刀和谎言维持,现在也是靠刺刀和谎言来维持。但是最近中国人民的维权运动风起云涌,每个人慢慢都知道要维护自己的权利。这一点我觉得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

但中国有一句话,叫“个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这句话我觉得从本质上会导致专制势力的恶性膨胀。为什么呢?我自己只管自己的事情,但别人有什么事情我不管。那么最后专制统治者就会各个击破,把每一个老百姓的权利都压制起来了,专制社会最糟糕的地方就是人民的权利不能得到保障。每个人的权利得不到保障的时候,那些专制统治者就会为所欲为。像毛泽东,可以随便今天打“一小撮”,明天又打“一小撮”,最后加起来就是一大片。甚至当时共和国的主席刘少奇都死得很悲惨。

记者:按照中国传统以前也是大家互敬互爱。中国社会这种“个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 现象和共产党统治以来的教育有没有什么关系?

费:这个应该说有关系。中国历史上讲究打抱不平,打抱不平就是维护别人的权利。虽然也有很多人胆小怕事,不敢出来为别人说话,但是大家还是推崇那种打抱不平这种思想。
但是在共产党的宣传教育下,中国人的思想被全面奴化了,要无条件的做党的螺丝钉。要学雷锋,雷锋精神是什么?雷锋喜欢做好事来帮助别人,这一点我觉得还是应该值得提倡的。但并不是只有雷锋才这样做,是中国人民自古以来就有助人为乐的精神。共产党叫大家学雷锋,不是要大家学这一点,它是要大家学习,要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要像雷锋日记写的那样,无条件的做党的螺丝钉,党把自己拧在哪,就在哪闪闪发光。它是要把人变成螺丝钉,它就可以把别人全部当作螺丝钉乱按,按到哪就算到哪。所以说到底共产党就是灌输那种奴才思想。

共产党统治这50多年来,中国的传统道德已经荡然无存。而所谓共产主义道德,以前宣传的学雷锋那套道德,本身也没有建立起来,只是在一种对着虚无飘渺的东西叫嚷而已。实际上真正的道德确实需要重建。

记者:您在中国出生,受共产党的教育,然后一直在科研机关工作,后来顺利出国。是什么使您看到共产党的本质?您有什么切身的感受?

费:我懂事很早,三岁时就开始过一段时间流浪生活,因为当时父母管不住我们,由于种种原因被共产党送去劳动,那时候生活比较动荡,印象中小时候搬过很多次家,但是当时父母不敢跟我们讲共产党的事情是好还是坏,都说要听毛主席的话,要听党的话,家里这样灌输,学校这样灌输,社会上也这样宣传,所以一直到念高中的时候,我还是坚信要听共产党的领导。后来71年出林彪事件,批林彪的时候念高中当班长,那时候我就已经考虑到这个制度肯定有问题,因为毛说刘少奇是你的亲密战友,你把他打掉了,现在林彪好象又是罪恶滔天,毛泽东也把林彪搞掉了,我想一个寡头肯定不得民心。

74年我下农村,看到农民非常悲惨的生活,当时我问他们,你们现在是不是忆苦思甜?他们说,每到2、3月份我们就忆苦思甜,原来每到2、3月份,农民没有吃的都饿肚皮,他们把饿肚皮的时间都叫忆苦思甜,是讽刺性的说法,当时农民的生活可以说时自古以来最穷最贫困的状态。在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时候,当时三家人要出一辆战车,要包括士兵的盔甲,马和车。我下乡的时候,30户人家也出不了这么一辆战车,穷到了极限。

我下去农村半年以后就把我提到工作团里,当时共产党搞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运动,把我抽去当工作队员。本来我们下乡是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进了工作团反过来教育贫下中农。搞了几年运动,一直到78年三月上清华。我在下农村的时候就已经真正感受到共产党的那套制度,绝对不适合于人类,当时内心却不敢说出来。那套制度荒唐到什么程度呢?我举个很小的例子,当时叫砍资本主义尾巴。农民在自留地上种果树,为了让自留地庄稼长得好一些,他让树枝斜着长,树梢树干在集体的土地上,根在自留地上。上面一贯彻指标说要砍资本主义尾巴,要把树枝从根部一刀切。当时农民买盐的钱都没有,都没有饭吃,树苗要长成大树要很多年。当时我认为果树是整个社会的财富,不光是农民自己的,如果我们在一个非常贫穷的社会,再把果树砍掉,是非常大的浪费和损失。我向工作团长请示,能不能采取一些调剂措施,比如说,把土地从新划过或者什么地方宽容一点,不要砍掉果树。但工作团长说,小费,我们把你调到工作团来,是特别看重你,你竟然思想这么糊涂,砍资本主义尾巴这么不坚决。他把我狠狠的训了一通。我当时觉得自己的考虑非常人道,考虑到农民和整个社会的利益,竟然遭到团长的无端训斥,我也不敢说话了。而那个工作团长家也在农村,他家里也缺粮食没有吃的,他还到一个收入比较好的生产队ソ枇甘场R桓龉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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