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在江苏、陕西、深圳、安徽、长春、南京、重庆、四川、广东、云南等地，接连爆发大规模群体反抗事件。这些事件几乎涉及到跛足独裁强权主导之下改革造成的主要社会不公问题：国企改革中的职工权益受损，血汗工厂对农民工的过分剥削，退休职工的权益得不到保障，以开发为名侵占农民土地，大型水电站建设中移民得不到公平的安置，上访制度无效所导致群体示威，官权霸道引发百姓愤怒 ...... 等问题。特别是重庆万州和四川汉源的两起大规模官民冲突，对于全力维持稳定和高歌繁荣的北京政权来说，的确是严峻挑战。
万州事件和汉源事件
十月十八日，重庆市万州区爆发几万民众包围区政府的震惊全国的流血事件；从十月二十七日到十一月七日，在四川省雅安市汉源县，再次爆发大规模官民冲突：农民因不满当局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多次上访四川省政府和省委，乃至上访北京，但都没有得到满意结果。于是，农民被迫走上街头，用静坐示威来阻止大渡河瀑布沟电站大坝截流。当局出动军警镇压，引发更大规模的冲突，十万农民和学生举行游行示威，冲击县政府、捣毁设施，政府机关被迫停止运作，全县店铺关门，市场关闭。为防范事态扩大，四川省当局紧急调动万名武警包围汉源，当地交通，通讯被切断，网路被管控。据BBC中文网报导，军警开枪镇压，七名农民被打死，两名武警死亡，四十多人受伤。
汉源事件惊动了中共高层，中央工作组也于十一月日到达汉源，将事件定性为“大规模聚集事件”。综合胡、温的指示要点和中央工作组组长汪洋在汉源县村级以上干部大会上的讲话，官方的应对策略仍然由软硬两手构成：
一方面，胡温指示要以群众利益为重和维护移民权益，要广泛听取移民们的各种意见，一定把问题解决好，在移民提出的问题和要求没解决前，瀑布沟水电站不复工。汪洋也表示，群众阻止截流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群众通过各种渠道反映意见是正常的，希望移民有甚么话尽量说出来并向政府反映，对这些群众一律不得追查。中央工作组是来帮助四川省委工作组解决问题和维护汉源的社会稳定的，问题不解决好，他不会离开。十一月十四日，汉源县县委书记谭正宇已被免职，多名副县级官员也被停职。
另一方面，保证国家重点水电工程建设，支援西部大开发，维护安定团结、恢复正常秩序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为此，官方调集大量武警对汉源实施戒严。尽管，当局说调武警只是为了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而不是对付老百姓的。但是，当局也强调“汉源县发生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有计划、有组织地煽动移民聚集闹事”，一定要严惩趁机打、砸、抢、烧的犯罪份子。
官权未变民间权利意识高涨
当下中国，一方面，仍然是官权太大太强而民权太小太弱的独裁秩序，为了保住一党政权及其极少数权贵的私利，政权不惜放纵权力市场化和权贵私有化，致使贪污腐败和两极分化愈演愈烈，而仍然无法善待民间的利益诉求和政治异见，也就谈不上为社会提供表达诉求和释放不满的合法渠道，而只能依靠体制性的暴力、谎言和收买来维持稳定。唯一合法的信访制度，从设立之初就是作秀多于实质，如今已经完全沦为摆设，上访者投诉无门，“截访”变成各级地方政府的首要任务，以至于，聚积在北京上访村的底层民众，只能尝试街头政治、申请万人游行。换言之，六四后十五年来，政权不断制造的罪恶和不公，就是对民间的最好动员，已经从反面唤醒了民众的权利意识，也就等于为民间政治动员做了多年的准备。对官权的不信任及其怨恨的持续积蓄，觉醒了的民间的政治参与热情日益高涨，已经为发动一场庞大的社会动员积累了过多的民意资源。
另一方面，官权未变而民意大变，六四大屠杀不仅颠覆了中共政权的道义合法性，而且以鲜血的代价唤醒了民间的人权意识。大陆民众仍然没有基本人权、特别是没有平等参与公共事务的言论权利、社会权利和政治权利，正当权益严重受损的民众，不可能得到体制性的舆论救济、行政救济和司法救济。不公正的秩序已经积累了太多的民怨，社会的公正饥渴和参与饥渴也日益强烈，用“烈火干柴”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同时，改革带来了越来越大的灰色言论空间，开明媒体、互联网和境外媒体的合力，为民间维权提供了获取资讯和表达诉求的平台。当民众的不满无以通过合法渠道得到释放之时，当民间的公正饥渴一直得不到满足或缓解之时，当民众的公正要求无以通过合法渠道来实现之时，压制越刚性，饥渴就越严重，可能爆发的参与态势就越激烈，这样的持续积累一旦因某个偶然事件而打开缺口──不管以怎样的方式打开──被强制压抑了十五年的公正饥渴和政治参与热情，很可能演化为狂热的参与爆炸。
由此可见，觉醒的民间进行体制外的自发式动员，决不会以当权者及御用精英们的意志为转移。所以，强权下的宏观稳定并不等于微观稳定，正如权贵资本主义下的经济高增长和少数人的暴富并不等于整体繁荣一样。民众对强权制造的不公正的无奈忍受和恐怖秩序的建立，不是稳定而是积累动乱；不让表达导致怨恨积累。当民间的权利意识觉醒之后，个人性和群体性的民间维权运动，每天都在全国各地不断出现。即便在官方最需要稳定的政治中心北京，在政治中心最具象征意义的天安门广场，已经成为激进的民间维权行动的多发地，投诉无门的上访者也在申请示威游行，特别是多起极端的自焚事件，昭示出强权下的表面稳定的内在脆弱。只不过，这些此起彼伏的自发动员仍然局限于分散的状态，但谁也不敢预测：它们在何时、以何种方式汇聚起来，酿成全国性动员大爆发。
喊出争人权保卫家园的口号
具体到“汉源事件”，虽然该事件引起中共高层的重视，其处理方式也相对温和，然而，胡温的批示及其处理方式并非对症下药，不是从改变敌视民意的制度入手，而仍然囿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权宜之策，陈旧不堪的软硬两手，根本无法平息日益高涨的民间怨恨。三年前，当东北的辽阳、大庆等地出现大规模工潮时，江朱体制就是这样处理的：安抚大多数示威工人而逮捕极少数工运领袖并判刑。但这种软硬两手并没有缓解底层抗议频发的势头，反而近年来大有愈演愈烈之势。因为，官民冲突的频繁发生，不仅源于底层群体权益的严重受损，以及由此长期积累起来的民众对官权的怨恨，也源于六四以来民间权利意识的逐渐觉醒，比如，汉源农民喊出了“拒绝搬迁，争取人权，保卫家园”的口号，说明人权觉醒已经达到偏远地区的农村。而民间的权利意识一旦觉醒，首先，他们对社会不公和权益受损就不再麻木不仁，而是变得越来越敏感，对不公正带来的苦难的承受力也随之降低；其次，他们对压迫剥夺也不再逆来顺受，而是越来越通过自发抗议来讨还公道。所以，在毛时代，民众能够忍受大饥荒和饿死几千万人的人祸，农民也能忍受制度歧视和钜额工农业剪刀差，而在物质生活远远好于毛时代的现在，无论独裁制度如何镇压和收买，非但无法让他们驯顺和沉默，反而使他们要求公平对待的欲望变得更为强烈，再也无法忍受夺地、拆房、欠薪、低补偿和拖欠各类社会保障费。有时，即便在没有既得利益牵扯的情况下，他们仍然无法忍受官权的霸道，表现出群体性的见义勇为。
如果说，“汉源事件”的爆发还有直接经济利益的原因，那么，“万州事件”的突起则源于超越既得利益的公正饥渴。冲突初起时，当事人只是两对夫妻四个人，与其他百姓并没有直接的利益关系。自称官员的施暴者，之所以引发万州区政府前的几万人示威，既源于普通百姓对弱势者的同情心，路见不平的正义感，更源于百姓对恃强凌弱的官员和万洲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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