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阅读了王颖编著的《知情者说》（第三辑之四，下称《知情》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一月版），其中有他向贾拓夫的女儿贾莉莉采访后撰写的有关贾拓夫的悲惨遭遇，令人慨叹！
贾拓夫其人其事
贾拓夫十几岁就参加革命，他是唯一原籍陕北参加万里长征全过程的人，女儿贾莉莉倾诉说：“这段经历在他是幸运的，因为长征中牺牲了很多人，他能活下来非常不容易，但这段经历也对他后来的生活产生了微妙的影响。”由于贾拓夫是陕北人，于是他很自然地成为红军落脚陕北，与刘志丹部队会合的牵线人。毛泽东得以在延安立足建立根据地，贾拓夫是立了汗马功劳的。
毛泽东对贾拓夫一开始极为赞赏，说他是“党内贾宝玉”、“陕北的才子”。贾莉莉说：“但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随着进北京，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不断深入，毛泽东的态度变了，他对什么都怀疑，甚至不相信自己的老部下们忠心爱戴他，总以为他们是有意同他作对。”贾莉莉极为深刻地揭示了毛泽东心胸狭窄、冷酷无情的心态。对老部下尚且如此，更遑论对民主党派人士。
庐山会议期间的贾拓夫
贾拓夫从一九五九年七月一日就已上到庐山，“他按大会的日程，除参加小组会，谈情况，摆问题，提办法外，还担负着起草编制一九六O年计划意见的任务。”贾拓夫参加的西北小组中就有彭德怀、李锐等。贾拓夫以计委党组副书记的身份自我检讨：指标定的过高，计委有责任。而李锐则尖锐地指出：比例失调，问题严重。“那天下午，贾拓夫下楼吃饭，迎面与李锐相遇，他与李锐作了一个长揖，说道“讲得好！你帮计委说了话，应该感谢！”后来李锐在会上受到批判，贾拓夫的这一揖、这一句话也成了罪状，就这样子莫名其妙当上了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西北组上，讲话最为激烈的要数彭德怀，他不仅指出大跃进带来的人祸，同时指名道姓把毛泽东点出来：“人人有责任，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泽东在内。”同时对不少省份都设有毛泽东的别墅大表不满。彭德怀在西北组有一句话是这样讲的：“我们党内真正懂经济的工作的人不多，陈云是一个，贾拓夫是一个。”彭德怀的这番话等于贬低毛泽东是一个不懂经济的人，这下犯了大忌。所以彭德怀赞许的人，也都纷纷被安排了悲剧的角色。”
到了七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开始向“右倾”反击时，顺便不点名批判了一九三七年西安的党组织负责人（按：贾拓夫时任陕西省委书记）：“离延安那么近，却不听延安，而是听武汉（时王明在武汉）”。贾莉莉认为：“毛泽东这里的意思，似乎在说：‘你贾拓夫也是有账的，你也站到彭德怀一边，怕不是偶然的吧。这次你也脱不了干系。’”于是贾拓夫就成为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一员了。
“文革”中的贾拓夫
一九六二年，贾拓夫的“右倾”帽子在七千人大会被摘除，但是又来了新的打击。康生为了打“西北山头”，泡制了《刘志丹》反党小说事件，其中又罗织出“习（仲勋）、贾（拓夫）、刘（景一泛）反党集团”。为了“改造”贾拓夫，他被送到中央党校。经彭真提议，贾拓夫留在北京，安排在石景山钢铁厂（今“首钢”）工作。
“文革”中，贾拓夫很快被造反派揪出来示众。造反派指着贾拓夫的鼻子说：“彭德怀那么欣赏你，彭德怀有问题，你当然也有问题！”康生更在一九六六年的十二月，在林彪主持的工交日的会议上给贾拓夫定性：陕北的那个贾拓夫是一个老反党分子！于是，“他曾经工作过的陕西省、轻工业部、国家经委、计委乃至清华、北大、轻工业学院、地质学院、南开大学、天津大学等处的造反派，络绎不绝地杀上门来。此时的爸爸无论在首钢，还是在家里，都不得片刻安宁。”
一九六七年五月七日，“文革”进入如火如荼的阶段，对贾莉莉来说，这是“一个凄楚阴暗的日子”，黑沉沉的天，雨淅淅下个不停，给人不祥的预兆，“苗圃工人在北京西郊八角村的小树林里发现了卧倒在树下的爸爸！他已经没有了呼吸，没有了脉搏，也没有了体温，他的心脏再也不能跳动了。”贾拓夫的妻子带着儿女要求见丈夫最后一面，“妈妈茫然地站在阴雨里，凄苦地等到天黑，也没能见到自己亲人的遗容。”只有到了十天之后，他们才获得通知可以到医院的太平间去见“饱受摧残的爸爸”而且是“骼膊上和小腿上都有伤痕的爸爸”。贾莉莉最后责问说：“究竟什么人如此残酷地害死他？”最终，贾拓夫的遗体也莫名其妙地永远消失！
没有留下任何遗产，更没有留下一句话的贾拓夫，虽然在一九八O年被平反，但他到底是怎样死的，一直是个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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