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民运是公开与中共对抗的组织，无论主张体制内政治改革，体制外和平演变，或者暴力革命推翻中共，中共一概看作为自己的敌人，所以无论主张中共执政三十年不变的王策，主张暴力革命的魏泉宝，张林，或者有意掩饰自己的政治观点与中共表面修好的周勇军，都一样被中共判刑。中共当然决不会放弃在海外民运中布置政侦特情，任何轻易判定民运中无中共特情都是政治上的过于麻木和掉以轻心。
海外有一种错误的观点：认为民运中的中共特情都是国家安全部所派，其实公安机关政侦部门也插手这项工作。一个例子是89年学运时，天津市公安局政侦处发展了一名学运领袖为特情，此人工作非常有成就。从而使中共天津市委非常准确地掌握了学运的动向。天津的学运没有北京成功，李瑞环得以提升，应该与此有关。89学运后，此人被"判刑"一年，"服刑"一年，其实是被培训了一年，准备让其以"学运领袖"身份来美国申请政治庇护，打入民运组织。天津市公安局副局长亲自与其谈话。最后此人因与他人争女友而将女朋友杀死，不得已他被判刑，没有来美国。全国各地公安机关当然有成功派出的例子。涉外案子由安全部管辖，这个原则绝对不是确定的。
向海外民运组织中派出特情只是中共了解，控制民运的手段之一.其他手段有：中领馆负责收集"敌对组织"的官员从公开的报纸，杂志，电视收集有关民运人士的个人资料和组织情况；利用记者身份收集情报；派人参加民运的公开活动以收集情报；安全部利用电讯控制收集情报。由于海外民运组织活动多为公开或半公开，中共有关民运情报的主要来源不是从特情处获得。另外一个被许多民运人士忽略的是：中共从所谓亲民运的组织和人士中获取有关民运的情报，这个范围比较广，读者可细心体会，即使我们认为理论上应该极为**的组织和个人，为了某种利益与中共交易而牺牲我们。几乎可以说，这是我们有些秘密活动失败的根本原因。在政治斗争中，我们民运的法码较轻，所以容易被牺牲掉。
什么样的人会被中共选择为政侦特情呢？事实上这与是否坐过牢，是否被通缉，是否长期居住在海外或刚刚出国，是来自大陆，台湾，香港，澳门或其他地区没有必然联系。中共选择政侦特情的首要条件是：忠于党，信仰社会主义，热爱祖国。但忠于党，信仰社会主义者几乎很难找到，即使有，这种特情来到海外后很容易被西方的文化所同化，信仰崩溃后便反戈一击或寻求自己的人生理想。因而对派遣政侦特情的政治思想工作现在几乎全部集中在"热爱祖国"这一点上。普通的人往往不去仔细分析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区别，简单地认定反中共者即反中国者。纽约一些侨团便是依赖这样一个荒谬的逻辑为中共服务。民运中特情的思想支柱(如果有的话)便是基于这一点上。
与刑事特情一样，政侦特情的建立主要还是靠"抓把柄"和"做交易"。这些"把柄"和"交易"包括：提前释放；放妻子，儿女，父母出国；允许回国探亲；提供资金；回国后入党提干；照顾其海外或国内生意；保守其吐露的秘密，供出的线索，组织或个人等等。这种方法比较实用，但缺点是一旦"把柄"无效，"交易"结束，这种特情往往会消失。
如何识别中共在海外民运中的特情呢？这里没有一个简单的公式或者一个绝对的原则，应该综合各种因素加以判断。总体而言，我们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分析一个人是否为中共特情：
1. 生活简历，一个民运人士的生活简历应该符合中国社会活动的发展。生活简历的连贯性和逻辑性应该是清晰的，合理的。一定的生活经历必然具备一定的知识和经验。中共给特情伪造的简历在这方面往往容易出现漏洞。例如一个"大学生"并没有相应的知识水平；"坐牢着"没有具体狱中生活的经验；"教授"没有真正教授的学生和课程；"无军警背景者"无意暴露自己这方面的知识和经验......这些反常的东西都与其简历不符。我们民运组织应具备对其成员简历的基本调查能力。
2.思想基础，"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这个道理一样反映在我们民运人士身上。大部分民运人士本身遭中共迫害而走上**的道路；另外一部分其父母，亲戚被中共摧残。最后从理论上憎恨中共。只有少数部分民运人士是从纯粹理论分析基础上走上追求中国民主自由之路。如果某位民运人士既没有本身和亲戚遭中共迫害之苦，又无思想理论上对中共独裁憎恶的基础，我们就应该考虑其对中共之恨来自何处。这种思想基础的分析同样可运用在国内外发展民运组织成员之中。
3.言行，与刑事特情的底线不可亲自杀人一样，政侦特情也有其活动的底线。在国内，这个底线很容易判断：特情决不会参与暴力行动。在海外，由于不存在民运暴力行动，这个底线比较难以掌握，但基本一个政侦特情不会充当组织的发起者，领导者；不会主动发起组织**活动，而只是在某一行动已经展开或正在筹备时参与进来；不会尽一切努力促成民运各组织联合起来，而会从中设法阻止这种统一；不会旗帜鲜明地参与民运思想，方法，策略的争论；不会经常发表攻击中共的文章......民运中的特情由于其工作性质，他(她)将尽量与所有民运人士保持良好关系；尽可能多地参与各种民运活动；尽量少说话，多问多听；尽量少表达自己的观点；尽可能给民运组织或个人提供生活上的照顾和帮忙......所有这些都只有一个目的：掌握情报。
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有些朋友在不知不觉中做了中共的特情。中共安全和公安机关发展特情时从没有要求特情履行手续。绝大部分特情是被安全、公安从"交朋友"入手发展。一些能回家的朋友常常被公安部门约见谈谈，态度非常友好，希望大家"交个朋友"，有时甚至装出一副急欲了解西方社会的样子，诱人开口，也经常问起海外某民运人士的情况。我们有些朋友自以为没有谈别人的政治活动，只是告之某民运人士的近况，所以无害，心安理得。殊不知安全、公安人员将一切记录在案，既可以后用之攻击，这些朋友已经在提供情况，又可对付其他民运人士。所以对公安、安全官员的约见，最好拒绝，万一不行，则一概否认认识某民运人士，以免上当。
特情的另外一个目的是挑拨民运组织与组织，个人与个人的关系。这一特点容易与某些民运人士个性或品德有毛病相混淆。特情往往到处散布谣言，拨弄是非，写匿名文章......
海外民运人士中几乎一半以上者曾被攻击为中共特务，这可能正是中领馆或极个别特情所为，而附和者则或者是不明真相；或者害怕特情的破坏；或出于个人恩怨，这显然是被中共很好地利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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